《邓力群和习仲勋孰是孰非？》

主条目： 习近平

作者

高新

正文

北京时间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七日上午，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被赶场安排了两项超级重要的政治活动，一是为邓力群致丧，二是向全体臣民道喜。

上午九时许，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邓力群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习近平率领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及所有在京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及不是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其他“国家二级领导人”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邓力群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上午十点，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内灯火辉煌、暖意融融，习近平等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各界人士2000多人欢聚一堂、共庆佳节，一阵阵欢声笑语传递着节日的喜庆气氛。

有心人从电视实境报道中注意到了习近平等人因为丧事喜事连轴办，干脆把去八宝山要统一黑色着装的传统都改了，每人都是一身深灰色西服，逐一给邓先烈三鞠躬并与罗小韵等先烈亲属握手之后即直奔人民大会堂.......

在北京城里如果乘坐地上公共交通从八宝山直达人民大会堂，虽然只是西长安街的一个大直趟，单程也是近一个小时，但上午九点多才出现在八宝山吊唁大厅的习近平等人十点钟即已经列队鱼贯进入了人民大会堂的喜宴大厅，西装还是那身深灰色西装，但统一的黑色领带已经被换成统一的红色领带，胳膊上的黑色孝箍也都没有忘记赶快拿掉，丧、喜连办尤如演员赶场，效率之高，不能不令国人肃然起敬！

一篇题目为《邓力群自我盖棺论定"左王"对赵紫阳充满仇恨》的海外评论文章中说：2015年2月10日，原中共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去世，官方讣告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在2006年3月，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邓力群回忆录《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该书曾在2005年4月以中国当代研究所名义在中国大陆少量内部印行，中国著名记者高瑜发表评论文章《邓力群自己盖棺难定论》将此书解读为邓对自己的盖棺论定，并形容为“空前绝后美化自己、丑化胡耀邦和赵紫阳，把自己写成中国前十年改革开放起决策作用的人。”并指出，“邓力群对赵紫阳的仇恨实际把十二个春秋延长为十四个春秋，一直写到六四，称因反对开枪而下台的赵紫阳是‘恶有恶报’。”

按照高瑜的说法，邓力群在香港大风出版社正式出版他的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的头一年十月，通过他仍控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公费印刷了这本书，听说印数只有二百套，分上下两册，封面赫然印“征求意见稿。不得外传、不得引用”。不等邓力群分赠完毕，该书的复印本，就以几何级数几十倍地在北京扩散。

而当时为邓力群公费印刷这本书的人就是王震秘书出身，一天正规学历都没有但却自称“博士生导师”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

笔者曾在本专栏发表过一篇揭露李慎明的文章《李慎明和他的前主子都曾是人类浩劫的受益者》，说他“不但为毛泽东时代的所谓‘经济建设成就’大唱赞歌，甚至还要为已经被华国锋和邓小平都彻底否定过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政治平反和重新肯定，公然声称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提出的理论观点、采取的办法与措施，都是为推进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重大战略进行的探索。”李慎明的此类所谓“鲜明观点”其时都是邓力群的“一贯主张”。

外界评论文章中说：当邓力群在世时公然违反中共政权“不经组织审查批准不得在境外出版著述，发表文章”的党内纪律，擅自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一时间名声大噪有两个原因：一是邓力群恶点的人数众多，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乔石、习仲勋点起，点了不下六、七十人的名字，囊括了为改革开放做出突出贡献的高层干部和理论界人士。二是邓力群披露了大量中共至今仍未揭密的材料，比如八七年一月十二日至十六日邓小平提议召开、由薄一波主持的逼迫总书记胡耀邦辞职的党内生活会，及邓本人长达两个上午的批胡发言。

关于习仲勋在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与邓力群之间屡屡交恶，左、右观点时有激烈交锋的那段历史过去外界已经陆续有所披露。若追朔以往，习仲勋与邓力群之间左与右的首次政治交锋是笔者在《习近平有意回避老父生前的反左历史》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发生在中共建政之初的那次。

当时，受命主持中共西北局新疆分局工作的王震和自己的副手邓立群臭味相投、沆瀣一气，不但拒不执行习仲勋代表西北局所作的《关于西北地区土改和统一战线、民族工作的报告》，邓力群还亲自主刀，故意在当地党报上将习仲勋报告中所有对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软性政策内容全部删除，在实际工作中对习仲勋提出的政策界限反其道而行之。习仲勋当时提出的主要政策界限包括，“游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衣半牧区暂不土改；严格保护畜牧业，牧畜一律不动；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等等。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当习仲勋得知王震和邓立群居然在当地少数民族界及宗教界滥捕滥杀，强力推行了与自己的指示截然相反的极左政策之后，立刻紧急上报中央讨个说法，这才有了王震和邓力群均被调离新疆的决定。

习仲勋在北京举行的相关会议上曾痛斥说：新疆分局犯的错误，特别是王震犯的错误，违反慎重稳进的方针，用向西北局斗争的方法，强迫西北局就范。粗暴、强词夺理，企图把中央和西北局分开，说中央正确，西北局右倾，发展到无法无天，无中央之天、党纪之法。王震在牧区工作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其一系列错误发展的总暴露。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

习仲勋还要求“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毫无保留地揭发和批判王震同志和分局领导工作中的错误”，特别鼓励本地干部多发表意见，“不怕多讲，不怕态度不好或语言不恰当，也不怕事实有出入，只要有意见能讲出来就是好的。他们的意见，对的接受，不对的一律不去反驳”。

而自称“大老粗”，被毛泽东称赞为“好就好在‘没文化’”的王震主持新疆工作期间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在民族及宗教政策上的极左方针，都是他的得力助手，时任新疆分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的邓力群这个“军师”点拨、教唆的结果。而王震当时未把责任公开推到邓力群身上，主要是因为不愿意让中央方面认为自己只是个毫无个人主见的傀垒。对此，无论是中央的毛泽东、刘少奇等人还是西北局的习仲勋等人，都心知肚明。非常明白邓力群当时所起作用之坏。

所以王震被调离新疆的日后还是一直被毛泽东所器重，离开新疆之后先是被委以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继而又高就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兼任国务院衣垦部部长。

同时，邓力群则被内部降级，调进北京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下面的一个组长，套用中共政权的现行组织级别，等于是从副省部级降至副厅局级，直到“文革”前才恢复回副部级待遇。这就是为什么邓力群从那以后就一直对习仲勋怀恨在心。以至于习仲勋于八十年代初被胡耀邦委托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之后，双方关系紧张到了除了会议场合从不相互“过话”的地步。

日后，虽然江泽民在习仲勋去世的时间也象如今习近平对待邓力群一样令其哀荣倍致，但习近平接班之后却故意要在公开宣传中淡化他父亲最为外界称道的反左历史，包括当年在新疆问题以王震和邓力群为对手的反左历史。

如今，习近平将恶名昭彰的邓力群盖棺论定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当年的习仲勋与邓力群之间到底孰是孰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