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有意回避老父生前的反左历史》

作者

高新

正文

当今中共元首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的百年冥寿结束之后，笔者发现这次对习仲勋的所有宣传内容中对他当年的反左事迹基本上是完全回避。还记得十年前江泽民与胡锦涛进行权力交接的时间前后，当时的中共官方媒体对刚刚去世不久的习仲勋也有过一段持续时间不长的小规模的宣传热，由官方组织撰写并公开发表的纪念文章评价纵观习仲勋同志革命生涯，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鲜明的红线——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极左，是他一生信守的原则。据说，这是习近平元首之母齐心对中共官方评价习仲勋所有内容中，最为满意的一句。而当时中共官方之所以能够大胆地给了习仲勋这样一句评价，也是因为习仲勋去世的时候，当年与是他反左之对立面的邓小平和王震等人早已做古。

习近平的胞弟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很为自己父亲“从没有整过人”而留下一个好名声而自豪，但事实上习仲勋之所以能够在党内党外都留下了一个好名声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但凡在自己能够说了算的时候，都是坚持反左的。历史上的习仲勋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中共建政主政西北局时期，反对极左路线是他一以贯之的主张。而恰恰也就是因为他一贯反左，事实上在中共建政之初就直接和间接地与王震、邓力群以及邓小平结了梁子。

当年在中共完全控制了除新疆之外的全部西北地区后，习仲勋曾作了一个“关中新区工作方向”的讲话，他认为衣村人民的主要敌人，不是一般地主、富衣，而是“互相结合的恶霸、特务、土匪组成的衣村中最主要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他提出：“对于毛主席的《湖南衣民运动考察》报告，要领会其精神，……但不能抄袭那一时候的一切斗争方式”。 1951 年 8 月 22 日 ，他在关于甘肃土改的讲话中又说：“放手是放正确之手……不能放错误之手，乱打人，乱斗争，乱没收，降低或提高成份等，这些都是错误的。”在当时的那种政治气氛里，能够要求自己的属下不效法毛泽东的湖南衣民运动考查报告中的残酷斗争方式，应该说是非常难得了。

接下来，在所谓“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毛泽东亲手下令，定下了千分之一的杀人比例。习仲勋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西北地区有民族和宗教问题，应该更加宽大，建议在西北把镇反方针修改为“宽大与必要的镇压相结合”，建议将杀人指标减少一半，减为占总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毛泽东批准了习仲勋的请示报告。后来，在实际执行中，西北地区的杀人数字在千分之零点四左右。这就是说：西北比全国其他地区少杀了 60% 的人。

当时在西北局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四川已经把保长以上的敌伪人员都杀了，而我们西北对保长一级的基本上都没有杀，但习仲勋并没有向邓小平领导的四川省看齐。所以，日后邓小平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时，看到下面整理出来的习仲勋在土改运动中与他邓小平截然相反的宽容政策，以及不愿意向他邓小平当年领导的西南地区看齐的内容，自然会同意把习仲勋的罪状里再多加一条一贯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内容。

当然，所谓的镇压反革命本身就是中共政权在其执政史上犯下的最大的恶行之一，但是，相比于邓小平等当年主政其他大区的中共领导人，习仲勋确实是相对宽容的一个。当时发生在甘肃的一起回民暴动事件，也是因为习仲勋的力主才令毛泽东同意不采取直接派军队镇压的手段。

1952年5月4日，习仲勋在《关于西北地区土改和统一战线、民族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去进行改革。”他提出具有独创性的政策是：除了“通过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自觉”和由“本族群众为主去做”以外，“首先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上层人士的同意和赞助。”他要求用“改得和平些”和其他必要的妥协，去换取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赞助。他还规定了几条政策界限，“游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衣半牧区暂不土改；严格保护畜牧业，牧畜一律不动；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

但是，当时是王震担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邓力群是常委兼宣传部长。他们在新疆的剿匪、平叛、土改、镇反中“左”得出奇。

1951年4月13日，习仲勋主持的中共西北局给王震发了一个电报，要求说，不要在军队和机关中检举反革命分子；镇反对象中不提“大回族主义”。当时，习仲勋不赞成在军队和机关中检举“反革命分子”，因为新疆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都是和平起义的，如果在军队和机关中检举“反革命分子”，会伤害许多起义人员。

就在王震正在推敲公然对抗习仲勋的指示之利弊得失的时候，邓力群提出了“变封建的畜牧经济为人民的畜牧经济”的主张，并给王震出了在《新疆日报》上刊载习仲勋讲话时用打省略号的方式把关键的反左内容全部删除的主意。

继而王震和邓力群的对衣牧主大搞清算，对当地宗教首领大搞镇反的疯狂行为在新疆地区搞得怨声载道，中共中央西北局发现问题后，习仲勋立即要求新疆分局停止牧区“镇反”。以王震为首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却认为牧区“镇反”理由充分，西北局不了解新疆的实际情况。“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顾虑到新疆搞得太恐怖可能会导致西藏地区宗教领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高度警惕，这才安排习仲勋亲自前往新疆指导工作，随即也撤换了王震和邓力群在新疆的职务。因此，王震和邓力群对习仲勋始终耿耿于怀，到八十年代习仲勋进入中央书记处之后，这围绕在邓小平身边的两个人一武一文，成了中共政权里著名的左王，习仲勋此时的政治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七八年初习仲勋被同意“有限度复出工作”，虽然他五十年代即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八大前的党内政治地位至少是和当时的邓小平平起平坐，但在邓小平当选主席的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只被邓小平同意安排了一个当时还只被内部规定享受副省部级待遇的常委，二十多个副主席的名额都轮不到他习仲勋头上。好在当时的叶剑英及时生发了让习仲勋主政他叶剑英自己家乡的设想，这才令习仲勋“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接下来的故事是，邓小平虽然同意了叶剑英和胡耀邦关于重用习仲勋的建议，但也要求习仲勋必须以承认五十年代初曾经“错整王震同志”为前提，求职心切的习仲勋于是便违心地承认了当时导致王震被撤消新疆分局领导职务的原因是他持毛泽东令箭到乌鲁木齐后主持召开的党内高层会议以及在北京召开的相关会议上对王震的批评违背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疆工作“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但是严重的”这一客观公正的评价，把工作中局部的问题夸大为全面的、系统的错误，而且对王震处理不公正，由原来拟调动工作改为撤职......严重挫伤了各级干部的积极性，给后一段的新疆工作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习仲勋表态“承认错误”之后，邓小平随即下令由中央于1979年3月中旬正式发文，通告中共中央已经对当年由习仲勋主持的中共新疆分局二届党代会的“问题”作了纠正，指出：……会议对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央当时撤销王震同志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财委主任，是不公正的。

如今，习仲勋但凡在天有灵，一方面肯定会为自己的百岁冥寿竟会有如此隆重喜极而泣，一方面应该也会为自己生前最为得意的反左历史居然会被自己的儿子下令“不强调、不渲染”而郁闷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