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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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
割命无罪，造反有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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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身”为浪人群体对毛腊肉主导的文化大革命的蔑称，语出江青等人在各地宣传迫真马列斯腊邪教时常喊的“运动啦！运动啦！”，是浪人群体对支那压迫史的苦中作乐的称呼，也可用于规避真理部审查。
据不同学者研究估计，大健身期间支那地区死亡人数约为200-2000万不等。在10年狂热的健身中，各地群众热衷运动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发展，因此经济停滞不前，知识分子遭到迫害，中华文化受到严重笋丝。而真理部至今未完全承认他们在健身中的过失，也有诸多毛左热衷于为健身和毛腊肉开脱。
文化笋丝
大健身将绝大部分中华文化付之一炬，唯独留下了至今为止已持续2217年的秦制，为后继天子继续发扬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支那特色专制主义指明道路。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简称上山下乡），又称下放插队、下乡插队、插队落户、插队劳动、知青下工、插队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政治运动，发生于1950年代至1978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高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上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到农村去定居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历史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1955年，河南省郏县一批中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被[毛泽东|毛腊肉]]亲自题写按语赞扬。之后，这番精甚细腻的按语被广泛用于动员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去乡村锻炼。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踩刹车的时候。
1968年，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多，尽管毛泽东等领导人已经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要年轻人回归正常生活，但覆水难收，社会震荡和混乱仍然无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1966到1968年的三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留在城中，失学、无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一次反都市化的行动，工业化期间发生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此类非正常的行为乃是现代历史上所罕见，而某些腊左试图修改岁月史书，强调上山下乡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与真理部所做的也是别无二致了。
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十个“生产建设兵团”及西藏、江西、广西的三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三个农垦师。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从军、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影响
上山下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使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的目标，但是直接导致中国科技停滞不前。在健身期间，政治宣传水平并没有停滞，在真理部的粉饰下，大健身甚至促进了“经济发展”，笔者有一瞬间恍若处于平行时空。
同时，因为绝大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均成了“知青”，支那80年代后出现了知识界严重的断代现象，学术研究后继乏人，这与支那在两弹一星后科技的落后是有一定相关性的。
另外，一些知青在参与过大健身后，对真理部失去了信任，放弃了马列主义等威权左翼意识形态。部分小粉红认为，大健身后对真理部信任的丧失直接导致了蜘蛛道德水平的降低。
评价
非正常死亡知识分子
大健身期间，知识分子成为首要被打倒对象之一。因伪大光荣正确的毛腊肉认为一切知识都属于人民，知识分子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受到了广泛的批判和迫害。
在健身期间，部分知识分子选择以自我了结的极端方式来逃离疯狂的健身，也有部分知识分子因运动过量不幸过劳死亡，他们以生命的终结证实了健身的荒谬和非人道。但更多的知识分子要么在健身中走向对于专制的顺从，要么在健身中逐渐失去对于支那的信任，要么干脆不问世事，放浪形骸。他们的的数量已经多到笔者无法一一列举了，因此，该条目仅收录死亡人士。
在编辑与查找资料过程中，笔者发现，死亡知识分子多为对你匪共持有较高信任的，可惜民主自由在西方国家尚不能持久，何况是支那新专制王朝编织的一枕槐安。
本条目死亡人士按死亡时间排序，同日死亡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陈笑雨，1966.8.24
1960年，陈笑雨由中国作家协会调来人民日报担任文艺部主任。那正是党中央对“大跃进”以来引起的严重经济失误进行全面调整的时候，文艺政策自然也随之而进行必要的调整。政策调整初期，支那言论专职程度稍有降低，在该背景下，陈与其他作家撰写30多篇文章，意在针对当时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对党内和社会生活中的不良倾向、不正之风提出批评和建议。
健身开始后，该文章集被腊肉的御笔大臣们拉了清单，判定为“报社内部反党分子和社会上反党分子结合的产物”，陈因此受到多次批斗。
1966年8月，人民日报报社大楼中突然刮起一阵揪斗殴打“黑帮”的恶风。笑雨已于前一年以“不适合在报社工作”为借口调到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仍然被“造反派”揪回报社，每天在办公室写罪行交代材料。8月24日下午，一次“牛鬼蛇神”游楼时，他被迫下跪“请罪”。当日晚，陈投永定河（一说龙潭湖）自尽。
临死前，他留下字句：“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干净。”（一说“死了算了，干干净净。寅，永别了。”）
老舍，1966.8.24
1966年8月23号，老舍不听夫人胡挈青的劝说，执意要去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北京市文联”）学习“大道理”，却遇上了红卫兵。据当天和老舍待在一起的杨沫说，老舍本来打算中午时分就走，却没想到汽车司机罢工，不肯送他回家，于是便没回去。到了下午3点，一群头上扎着小刷子，腰里系着宽皮带的女红卫兵们气势汹汹地走进了北京市文联，揪出了萧军等人，并用皮带抽打他。后来，女红卫兵们也喊到了老舍的名字，他说了句“士可杀、不可辱”，被当场打晕死过去。到了下午四点，老舍他们被赶上了一辆大卡车，运到了孔庙去，直到大约七点才回来。这时的老舍，头上盖着一块白帕，血迹斑斑。
据在场的北京市文联的浩然说，老舍坐车回到文联后，又赶上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串联”，聚在文联大院，又接着被批斗了。这时，作家草明的一句“老舍收了美国的版权费”，再加上老舍因摘牌子时被弄疼，将牌子砸向红卫兵的举动，让老舍被打得更凶了。紧张的浩然为了保护他，只能借“他打了红卫兵，是反革命”的理由，让派出所的人把老舍带过去。后来，便是老舍夫人胡挈青，把他接回去了。
8月24日，据声称，老舍在太平湖畔坐了一整天，最终带着手抄本腊选投湖。关于其自杀原因一直成谜，笔者对此也没有什么头猪。写至此，笔者想起了一首腊左常常引用的诗词，似是与老舍逝世时场景相合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尔后想到这样的诗词在当时的年代也应该是要破的“四旧”之一，更体现了腊左们双重思想的迫真可爱之处。
老舍的一生都在不断地改良自己以适应时代，最终只是如他自己小说中的人物一般“越改越凉”，他始终以火热的心爱着他所处的时代，甚至写作龙须沟一文以赞美匪共改朝换代的“伟大壮举”，也因此才能够在匪共这种政权下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而你匪共的所作所为将这样一位人民艺术家逼死，还借用真理部力量声称其自绝于人民，实在是让一般通过人士哑然失笑了。
在老舍投湖自尽之后，你CCP充分发扬阿Q精神，将太平湖填干并在上建立渣土填埋场意图搞建设工程，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上面建钢铁厂的林彪势力集团后也被划为反革命遭遇批斗。同时，CCP也致力于镇压民间对于老舍的纪念活动，在其周年祭日时，太平湖畔曾出现过一截小碑，上刻“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辞世处”，署“许林邨敬立”，该墓碑于短时间内被遮挡。
汪曾祺曾写道，他的死大概是“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的。
谁知明月不明。
李达，1966.8.24
1958年，李达曾与毛腊肉讨论哲学问题，他指出当时吹嘘的高指标是唯心主义的产物，并认为当时的顶峰论(毛泽东个人崇拜学说之一)是有违马克思主义精神的。
1966年4月18日，CCP走狗王任重亲自为批判李达的材料加上按语，并得到邓碾平指示：“批判李达须分三步走，第一步在党内进行批判，第二步在学校进行批判， 第三步登全国性报纸，公开进行批判。”此后，武汉大学多次展开对于李达的批斗，在全省范围内展开批判，李达唯一拥有的自由是书写“认罪”材料的自由。进入7月后，李达多次作为武汉地区批斗大会主角被声讨，李达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李达都非常痛苦，有时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没有半点减缓的迹象，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直到李达卧床不起。
7月19日，得知毛腊肉在汉游泳，且仍对其抱有一丝期望的李达写信给他，内容为：“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该信被交与武大工作队，并被改换信封交与毛腊肉。8月10日，毛腊肉批示该纸条后，将此事转给王任重酌情处理。高雅人士指出，毛腊肉写下这番批示仅为表面文章，实际无救助李达之意。此后对李达的批斗越发激烈，8约22日，不知是否是你共高层良心发现，给李达送去了医院化名看病，此时的李达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8月24日，李达在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离世。武汉大学校文革召开全校大会，宣布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的党籍。
8月28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同时发表署名文章——《揭穿李达反共反人民的历史》，说李达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应声虫”、“可耻的叛徒， 反革命围剿的急先锋”、“反共媚日的民族败类”、“蒋介石法西斯专政的帮凶”、“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地主分子”。9月5日，人民日报第六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批判李达的一组文章。9 月 11 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发表一组工农兵学哲学文章，其中， 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罗田县北丰公社四大队党支部书记丁凤英《把反动哲学“权威”打翻在地》 一文说：“李达指的是我的名，但骂的却不是我个人。他骂的是我们广大工农兵……李达这样疯狂，我们不怕！我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不要说一个李达，就是一千个李达，一万个李达，也不在话下！”
健身过后，许多“李达”不在人间了。这盛世荒唐，是如匪共所愿的吧。
傅雷，1966.9.3
1958年，在上海“反右补课”中，上海市作家协会将傅雷划为“右派分子”。上海市长柯庆施执意要划傅雷为右派，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则认为傅雷属于“可划可不划”的范围，恰逢周扬赴上海听取意见，柯庆施同意了周而复、周扬的意见，事后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派柯灵通知傅雷该消息。但正当傅雷做了检讨，准备放下包袱时，柯庆施却变卦拍板把傅雷定为“右派”。
1958年12月，在波兰留学的傅雷长子傅聪离开波兰，没有回到中国大陆，而是移居英国伦敦，当时中国大陆视之为叛逃。此后，傅雷闭门不出。1961年9月，傅雷“摘掉帽子”。1966年8月底，文化大革命初期，傅雷遭共产党政治迫害，被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搜出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中正旧画报）。9月3日上午，女佣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284弄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双双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终年58岁。
当然，对于这种迫真爱的教育自己孩子的死妈废物，笔者对其死亡的评价是观狗咬狗其乐无穷，好似开香槟。
林昭，1968.4.29
1957年一个夏夜，因张元勋贴出北平第一张大字报，在北京大学东门外的马路上，展开了一场以讨伐为目的的争论。此时，林昭站上桌子，支持被批判的同学张元勋。在她被问道是谁，为何参与此事时，她大义凛然地报出了自己的姓名。此情此景不禁让笔者联想到乡人的“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但后面的历史证明，支那连在教科书中被作为“鄙”的代表的鲁庄公之流也不剩几位了。
在此之后，林昭被划为右派分子。她当时作为CCP的拥护者，不愿接受这个事实，尝试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未遂。被抢救后，她发表言论，声称绝不认罪，作为北大唯一不愿认罪的“右派”学生，受到双加的批斗。
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闻专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林昭亦随至人大新闻系数据室。她因心情郁悒，咯血病重。到1960年春天，经校长吴玉章亲自批示准假，由她母亲许宪民到北京接她回上海治病。在上海，她与其他“右派”学生编辑了一本名为“星火”的油印刊物，发表他们针砭时弊的文章。1960年10月，该行人以“反革命小集团”之名被捕。林昭父亲在她被捕一月时服药自杀身亡。
1962年春夏之交，林昭被允许保外就医。在就医期间，她索要多床白被单用于写血书。她以绝食、写血书、诗歌、记日记、呼喊口号、蔑视法庭等方式，表示抗争与不服，并遭到了CCP的酷刑折磨。她曾经对同监的女难友说：“他们能够消灭我的肉体，绝不能消除我的意志。我的路似乎走到了尽头。但是，历史最终会给我公正的审判。”1962年7月，林昭致信北大校长陆平，呼吁效仿蔡元培校长，主持公义，营救被迫害的学生。在信中她自称是右派群体的一分子，对反右斗争宣称“要以最后一息献给战斗”，并谴责政府镇压反革命。她说“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1962年9月，林昭在苏州与右派分子黄政、朱泓等人商量并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是月，在上海与无国籍侨民阿诺联系，要求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文件带到海外发表。
1962年12月，林昭再次被捕，并在狱中进行一系列抗争。1965年5月31日，在二审后，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有期徒刑改为死刑的判决书，当日执行。公审大会上，林昭口塞橡皮塞子，颈系塑料绳子，以防止其发表反动言论。她被踢跪下，于三枪后死亡，尸体被拖入吉普车。她留下血书：“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在林昭死后，她母亲逐渐精神失常，半年后死于上海街头。有人说是病死的，有人说是自杀，有人说是红卫兵殴打致死。
在林昭的长篇通讯里，她曾写道：“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
现在是2023年4月29日。今夕何夕。
田汉，1968.12.10
在早些年的反右运动中，田汉已遭受批判。之后的反右扩大化中，田也被认为有右倾思想而多次遭到批判。直到1961年，他还在《文艺报》文章中委婉提出，文艺作品不能只歌功颂德，“绝不能认为新社会不经任何阵痛就能在曾经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大陆诞生下来”。
1963年，中国戏剧家协会已经开始每日批判田汉。此时，江青突然召见田汉，要求他把《红色娘子军》改成京戏。在天天接受批判、写检查之余，他七易其稿，却都在送交江青审查时被退回来重写，终究没能完成。这次无果的戏剧创作，成为文革中田汉的罪状之一：不听首长招呼，抵抗样板戏，是现行反革命。
田汉的文艺思想与江青推崇的样板戏和“三突出”原则背道而驰，是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重要原因。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个月后，人民日报上一篇署名方求的文章在批判海瑞罢官时，将三部剧作，田汉的《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与《海瑞罢官》并列，称“这三个借古非今的戏，汇合在一起，集中地反映出当时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1966年2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田汉的<谢瑶环>是一颗大毒草》一文，指责田汉在剧中提到“载舟之水要覆舟”，是因为他“感到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已经‘变成’和人民对立、不能代表人民的政权”，而谢瑶环要“为民请命”，放到当时就是田汉要“将党和人民对立起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随着516通知的下发，健身活动白热化。1966年7月，田汉与文化部门的许多官员一起，以“牛鬼蛇神”身份被关进社会主义学院。在学院中，他仍在日记中对社会主义的教育歌功颂德，不知是真心还是明哲保身之计。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合作态度并未换来“错误”的洗刷。回到原单位接受批斗的田汉，遭受了红卫兵的重重暴力。
1966年年底，田汉在人民日报上已经成了“反党分子”和“叛徒”。12月6日的人民日报花了一整版批判田汉，其中一篇文章甚至搬出了早已作古的鲁迅，标题就叫《鲁迅怒斥叛徒田汉》。该文章搬出田汉在国民党监狱中保释的事迹，批判其为无骨气的“大叛徒”。
此后，被定性为敌人的田汉，不仅政治生命被判处死刑，文艺生命也面临终结。《关汉卿》、《丽人行》……田汉的创作，统统成了“文艺黑线”的铁证。1967年2月17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二次牢狱之灾——前一次是KMT，这一次是PPT。在秦城监狱中，有糖尿病的田汉被逼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小便喝掉，受尽折磨。1968年12月10日，田汉因糖尿病、尿毒症和冠心病并发，在禁闭室里死去。直至去世的那一天，田汉母亲也没有见到儿子的面。军方只派人通知了他的儿子田大畏：“田汉死了，罪大恶极”，吓得他连骨灰也没有领回。
海瑞罢官中，曾是有那么一句话的：“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笔者不禁想到白居易曾写过的另一首诗：“北邙未省留闲地，东海何曾有定波。”
梁思成，1972.1.9
自1955年始，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展开了对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的批判。
1966年9月中旬，梁思成家的房门被红卫兵砸开，收缴其家中西餐具全套刀叉共36件，认为其在家中藏匿刀叉的行为是想要谋反暴动，搞革命政变，未被给予解释机会。稍后，两位红卫兵在林徽因(梁思成前妻)房中搜出一把刻有“蒋中正赠”的短剑，并将其和刀叉作为反革命物证带走，梁家此后被打为反革命遭受批斗。事实上，这把短剑是林徽因同父异母的弟弟林于空军航空学校毕业时，校方以“名誉校长”蒋介石的名义颁发的用于礼服上的佩剑，当时凡蒋介石担任校长或名誉校长的军事院校，学员在毕业时都可得到一把精制的镌刻“蒋中正赠”的佩剑。
1968年11月7日，梁思成在遭受长期的折磨、摧残下，心力衰竭，呼吸短促，生命垂危，急需入院救治。经林洙(其第二任妻子)多次向有关方面写信请求，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梁被造反派放出，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当病情稍微稳定后，复被接回清华园继续接受造反派批斗。此时梁思成身体已虚弱得不能站立和走动，经学校革委会正、副主任特批，每次召开“斗鬼会”，学校便派人把梁思成从家中抬出来，放在“一辆全清华最破的手推车上，让他坐在上面，像耍猴似地推到会场”接受批斗。斗完后，再用这辆最破的小推车像耍猴一样送回家中。而每次回家，梁思成都像死人一样长时间缓不过气来。经过日复一日的折磨，梁思成已被斗得奄奄一息，不得不再次入院治疗。但按清华革委会规定，在治疗期间必须继续写检查，交代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梁思成已失去了握笔的能力，只得由夫人林洙代劳，但往往又被以“假检查，真反扑”为由一次次退回重写。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梁在人生前60年鲜少涉足政治，一生热爱匪共，直至将死时还在为匪共的长征成就作赞，却还是沦为了“敢将日月换新天”的所谓革命精神的刀下魂，实在令人扼腕。当秋风掠过清华园的土丘时，它大抵是为这位无人敢立碑的支那建筑鼻祖而哀的吧。
兲子文革经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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