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健身
哀泉下骨之悽然，嘆匪共黨之荒誕，慶豐十餘年，健身又加晨，民眾不得以長安。今試作此篇，聊苦中作樂，不知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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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俗之最- 天生萬物以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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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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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健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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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
割命無罪，造反有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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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合 |
支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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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 |
∞ |
「大健身」為浪人群體對毛臘肉主導的文化大革命的蔑稱，語出江青等人在各地宣傳迫真馬列斯臘邪教時常喊的「運動啦！運動啦！」，是浪人群體對支那壓迫史的苦中作樂的稱呼，也可用於規避真理部審查。
據不同學者研究估計，大健身期間支那地區死亡人數約為200-2000萬不等。在10年狂熱的健身中，各地群眾熱衷運動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發展，因此經濟停滯不前，知識分子遭到迫害，中華文化受到嚴重筍絲。而真理部至今未完全承認他們在健身中的過失，也有諸多毛左熱衷於為健身和毛臘肉開脫。
人員筍絲
健身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極高，方式極多樣，被廣泛認為造成了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
死亡人數
在健身期間，人口主要死亡方式包括但不限於：大復活，私刑，自殺，批鬥致死。死亡人數在172至2000萬不等。
- 根據中國人民日報出版社於2011年出版的《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安徽人民出版社於1998年出版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錯案》，以及其它文獻記錄，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十大元帥之一的葉劍英披露，文革期間「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 依據美國知名政治學教授魯道夫·拉梅爾於1991年所著的《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文革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773萬1千人，即每1萬人口裏死亡96人。
- 依據作家張戎和知名歷史學家喬·哈利戴於2005年所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文革期間至少有300萬人非正常死亡。
- 依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於1996年聯合編著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文革期間共有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其中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另有703萬餘人傷殘。
- 依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永發於2001年所著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保守估計文革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172萬以上。
- 依據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安德魯·G·魏昂德和加州大學歐文分校教授蘇陽於2003年發表的學術論文，他們研究了1520份中國1987年後公開的縣誌，估計文革期間在中國農村地區：75-150萬人非正常死亡、相似數量的人口永久傷殘、3600萬人遭到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
酷刑方式
健身期間，為體現人民在同類相殘創造「成績」方面的想像力，表達人民對於臘肉的忠心，民間和趙家的酷刑方式百花齊放，包括但不限於(首字拼音排序)：
- 拔人河:使用人進行五馬分屍，造成死亡較困難(分屍所需力量一般高於正常人類所有)，折磨過程較痛苦。
- 抄家：無償取走財產迫真充公以飽紅小兵和紅色貴族私囊。
- 打夯:將人作為建築物地基為迫真革命事業獻出生命，類似活埋，可能對已被埋起的被批鬥者造成二次傷害(如在其身上打樁等)。
- 戴高帽遊街:處理「牛鬼蛇神」的普遍方式，字面義。
- 刀刑:該類刑罰主要為割去受害者身上某一部位，例如鼻子，耳朵，手指，生殖器，膝蓋，腳趾等以造成痛苦並進行人格侮辱。
- 火刑:將人捆在柱上(一般為金屬制或木製)並加熱，一般用來處理死刑，在少數不造成死亡的案例中可能造成嚴重燒傷和終身行動能力剝奪。
- 老虎凳:形式較多樣，一般為通過外力造成膝蓋反常彎曲或十字韌帶撕裂，部分為強迫固定姿勢以造成腿部組織壞死。可在一定時間剝奪行動能力，降低越獄可能。
- 毆打:全球最廣泛且最普遍的酷刑方式。行刑者一般在工具上發揮想像力。健身期間，為體現行刑者的優異的上肢力量進而展現其健身成果，一般使用重儀器，如鋼製散鞭，水火棍等。可能造成行動能力降低，嚴重者可致人死亡。
- 噴氣式批鬥:在批鬥會上，強制性地按扭住被批鬥者的頭、頸、背部，使其上肢和下肢呈90度，乃至更甚；把被批鬥者的兩隻胳膊向後上方或向側伸直，如同噴氣式飛機翹起的兩個翅膀似的。頭部向地，臀部高撅；同時在胸前還給掛上黑牌。時間長了，頸脖勒出血痕，腰酸背痛，血脈不暢，四肢僵直。類似於強迫鞠躬。對於無辜的支那士人來說，是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懲罰。該批鬥方式在文學作品中描寫最為廣泛，有理由懷疑其為各大區域造反派最喜愛的健身項目。在此摘錄一句季羨林先生對其的反諷：在這裏，我必須向發明者奉獻出我最大的敬意，他們精通科學技術，懂得噴氣式飛機的構造原理，才發明了噴氣式批鬥法。這種方法禽獸們是想不出來的。人為萬物之靈，信矣夫！
- 強迫進食:強迫糖尿病患者喝尿，強迫正常人吃煤灰等。可能意在侮辱(例如攝入少量排泄物)，也可能意在致人傷殘(如攝入大量水)，一般為兩者皆有之。
- 水刑:形式較多樣，一般目的為造成短暫窒息以達成逼供目的。常見手段有在被批鬥者口鼻上蒙紙並滴水；將水、汽油等液體混合物灌入被批鬥者鼻腔或呼吸道；將被批鬥者頭部摁入水中等。
- 剃陰陽頭:「陰陽頭」是指把人的頭髮剃一半、留一半的髮型。通常是一種侮辱人的做法。個別極端的行刑者，甚至對眉毛也同樣剃一半、留一半。對於支那這種極端注重「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民族來說，這種刑罰恥辱性極強。目前最早關於其恥辱性的記載可見於曹操以砍發代替砍頭。
- 武鬥:多見於造反派和正常群眾之間，一般為造反派持棍棒鍋鏟等毆打民眾，有甚者於軍火庫偷竊槍械進行掃射，一般造成較大人員及財產筍絲。
- 壓槓子:將人在十字架上綁成跪姿，用粗木槓壓在其小腿上，兩位行刑人踩在槓上，可造成肌肉撕裂和行動困難。
- 指刑:因手指(或腳趾)神經末梢較多，對痛覺較為敏感，該類刑罰主要目的為在這些部位造成痛覺以逼供。常見手段如拔去指甲，在指甲中穿針，夾手指等。
- 坐土飛機:類似噴氣式批鬥，但被批鬥者其臀部綁上炸藥等並點燃，意在處決。
在黨性當道，主張階級鬥爭，推行暴力革命的社會環境下，酷刑是必然的產物。在此後，真理部將酷刑歸為所謂派系鬥爭，向所謂「反革命集團」推卸責任，雖對其進行否定但從未進行反思，更不認為自己的極權行徑有任何問題。這種在襠的專制領導下滋生的血腥和野蠻的奴性還會在支那存在多久，筆者暫時蒙在中南海里，，，
大復活
健身期間，為體現以毛臘肉為核心的襠中央無限神力，在全國各地組織了多起大復活事件。被復活者多為所謂黑五類分子，也有反對地方官僚(事實上其中很大一部分僅為提出了委婉的建議)的群眾組織。匪共甚至給了這些罪該萬死的人一個重新做人的復活機會，哭哭。
本條目按時間排序。
廣西大復活
廣西大復活是支那大健身期間，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發生一系列私刑、直接屠殺事件，1980年代支那官方統計復活人數為10－15萬。
1967年3月起，廣西群眾分成兩派。一個陣營無條件支持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韋國清出面領導廣西的文化大革命，該陣營進而形成「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另一個陣營反對無條件支持韋國清，並要求要韋作檢查後再定，該陣營被稱為「4·22」陣營，為廣西主要造反派群眾組織。1967年8月24日，周恩來第五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表示支持「4·22」，廣西有大批幹部隨即表態支持「4·22」，而廣西軍區最初支持「聯指」，隨後則檢討了自身的「路線錯誤」，轉而表示支持「4·22」，但實際上仍暗中支持前一派群眾。
第一階段發生在1967年秋冬（年底）至1968年春，主要發生在廣西農村地區，受害者多為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家屬，也包括一些支持「4·22」觀點的人。譬如靈山縣「貧下中農造反總部」（聯指）於1968年初召開會議，全縣統一行動，共殺死2,900多人。
第二階段發生在1968年春夏，廣西各縣大部分已成立革命委員會，並以「保衛紅色政權」和抓捕「反共救國團」的名義進行有組織、有計劃地殺人，多數殺戮是在各縣革委會領導下進行的。此階段的屠殺與廣東文革屠殺相關聯，受害者包括大批「4·22」成員以及傾向或支持「4·22」的幹部和群眾。在此期間，1968年7月，針對廣西地區攻擊鐵路、軍隊的情況，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曾公佈了《七·三佈告》制止武鬥。
第三階段是在《七·三佈告》發佈後，廣西地區反利用《七·三佈告》繼續濫殺，此時農村地區「4·22」的大小頭目和骨幹成員大部分已被用「反共救國團」的罪名消滅，掌權者和其所扶持的「聯指」隨即向城市開刀，集中表現在湘桂鐵路線上的南寧、桂林二市。1968年7－8月，廣西軍區調動大批部隊，與「聯指」成員一同圍攻「4·22」控制的南寧，造成萬餘人死亡；此後，8月20日爆發「八二○事件」，桂林地區的支左部隊、武裝民兵、「聯指」成員等大規模抓捕「4·22」成員，該事件及後續導致桂林市和桂林地區12個縣內共一萬餘人被槍殺、打死或逼死。
復活方式包括砍頭、棒打、活埋、石砸、水淹、開水澆灌、集體屠殺、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剮、炸藥炸、輪姦後捅死、綁在鐵軌上讓火車軋死等。
在該次復活期間，廣西產生了廣泛的人吃人事件。該事件並非因物質匱乏或集體性精神疾病而產生，而是出於極端的愛黨熱忱引發的對意識形態敵人的攻擊，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肅清事件
1967年下半年，時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烏蘭夫遭遇政治清洗。該肅清事件由匪共軍閥將領滕海清主持，運動中通過刑訊逼供，將上百萬人定性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簡稱「內人黨」)成員，其中有數以萬計的人被屠殺或遭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此次肅反運動中的復活或獎勵民眾的方式包括壓槓子、老虎凳、吃爐渣、火柱燙、穿指甲、掏肝臟、拔人河、上吊、打夯、割舌頭、割鼻子等。
「內人黨」冤案造成的傷亡人數有不同的數據。依據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34.6萬人被關押，16,222人被迫害致死， 81,808人致殘。與此同時，據各方估計，內人黨事件中實際有2-10萬人非正常死亡，總共有數十萬人被關押和迫害，上百萬人受到牽連]。其中，學術界估計該事件共關押了約50萬人，並較為認可內蒙古大學學者編寫的《內蒙古自治區史》中所記載的數據，即有2.79萬人被迫害致死、12萬多人致殘。
江西瑞金大復活
1968年8月上旬，在「清理階級隊伍」期間，江西省發起「三查運動」，搞權力下放，「民辦槍斃」，要拿出「成績」獻禮國慶，導致了這場復活事件。該復活發生於1968年9月23日至10月初，據統計，瑞金縣的復活人數為300餘人、興國縣為270餘人、于都縣為500餘人，總計1000餘人。在當時瑞金的18個公社、260餘個生產大隊中，以律陽公社救人最多，其次安治、壬田、沙洲壩、日東、葉坪、黃柏等5個公社救人較多。此外，江西省萍鄉地區也出現了類似的「民辦槍斃」。
復活方式包括主要包括槍斃、石砸、木棒打死、刀子捅死、梭標刺死、推下懸崖等。死者最小11歲，最大70歲。
文化筍絲
大健身將絕大部分中華文化付之一炬，唯獨留下了至今為止已持續2217年的秦制，為後繼天子繼續發揚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支那特色專制主義指明道路。
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運動（簡稱上山下鄉），又稱下放插隊、下鄉插隊、插隊落戶、插隊勞動、知青下工、插隊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場政治運動，發生於1950年代至1978年、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高潮，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組織上千萬的城市知識青年（簡稱「知青」）到農村去定居和勞動、「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歷史
上山下鄉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1955年，河南省郟縣一批中學生回鄉參加農業合作化運動，被[毛澤東|毛臘肉]]親自題寫按語讚揚。之後，這番精甚細膩的按語被廣泛用於動員知識青年離開城市去鄉村鍛煉。
真正有組織、大規模地把大批城鎮青年送到農村去，則是在文革期間，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決定給紅衛兵運動踩剎車的時候。
1968年，紅衛兵運動已經持續兩年多，儘管毛澤東等領導人已經一再呼籲「複課鬧革命」，要年輕人回歸正常生活，但覆水難收，社會震盪和混亂仍然無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學仍不招生，工廠仍不招工，1966到1968年的三屆高中畢業生共400多萬人留在城中，失學、無業，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文章引述了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隨即開展了全國範圍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活動，1968年當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屆學生，後來被稱為「老三屆」）幾乎全部前往農村。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這是人類一次反都市化的行動，工業化期間發生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此類非正常的行為乃是現代歷史上所罕見，而某些臘左試圖修改歲月史書，強調上山下鄉的正確性與合理性，與真理部所做的也是別無二致了。
1968年底，中蘇關係對立，毛澤東向全國發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等一系列關於備戰的指示。城市裏開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區不少軍工企業紛紛西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地組建了以知青為主要成員的大量「生產建設兵團」。生產建設兵團雖有屯墾的功能，但卻非正規軍隊，它同時兼具安排城市失業青年就業和備戰的目的。從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大規模擴大建制，同時新成立了內蒙古、蘭州、廣州、江蘇、安徽、福建、雲南、浙江、山東、湖北共十個「生產建設兵團」及西藏、江西、廣西的三個農墾師，加上50年代組建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全國共有12個「生產建設兵團」及三個農墾師。從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後經歷25年，知青總數達2000萬人左右。
進入70年代以後，開始允許知識青年以招工、從軍、考試、病退、頂職、獨生子女、身邊無人、工農兵學員等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名義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後期，出現了大規模的的抗爭，知青們通過請願、罷工、臥軌、甚至絕食等方式的抗爭強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雙版納的抗爭最為出名。
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並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業問題。1979年後，絕大部分知青陸續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農村結婚「落戶」，永遠地留在了農村。
影響
上山下鄉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使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和防止「修正主義」復辟的目標，但是直接導致中國科技停滯不前。在健身期間，政治宣傳水平並沒有停滯，在真理部的粉飾下，大健身甚至促進了「經濟發展」，筆者有一瞬間恍若處於平行時空。
同時，因為絕大部分青年知識分子均成了「知青」，支那80年代後出現了知識界嚴重的斷代現象，學術研究後繼乏人，這與支那在兩彈一星後科技的落後是有一定相關性的。
另外，一些知青在參與過大健身後，對真理部失去了信任，放棄了馬列主義等威權左翼意識形態。部分小粉紅認為，大健身後對真理部信任的喪失直接導致了蜘蛛道德水平的降低。
評價
破四舊
健身期間，為體現紅小兵們對於土皇帝的虔誠以及與舊社會鬥爭到底的割命精神，展開了多次對所謂舊事物的批判行動，名曰「破四舊」，指代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造成了較大筍絲。
歷史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是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口號。8月8日，《十六條》又明確規定「破四舊」、「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標[3][5]。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市第二中學的紅衛兵擬就了大字報《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宣佈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1966年8月，以高幹子弟為骨幹的北京市部分中學紅衛兵在北京市進行大規模抄家、毆打、屠殺活動，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區造成上千人死亡，釀成了所謂「紅八月」。
此後，紅衛兵打死人的事件曾被匯報到毛澤東處，毛澤東反對發出制止打人的《緊急呼籲書》，並在8月2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講話指示：「北京太文明了！」、「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干涉」。1966年8月下旬，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講話中說到：「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跟他們取得聯繫，和他們建立感情，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之後，首都北京的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破四舊」。該基於意識形態正確的行動導致許多街道、學校、工廠、公社被迫改名，當時，新華社等真理部傳話筒給予這次改名高度評價。
此後，紅衛兵提出破舊立新的100條主張，可概括為
- 要求市民生活時尚革命化，政治化
- 要求各大地點改名以破除其中「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餘孽
- 要求宣傳臘肉思想，宣揚個人崇拜
- 要求消滅資本主義、個人主義餘孽，反對民主黨派
之後，這場運動升級，發展為大範圍的破壞文物古蹟、打人、抄家、驅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五類分子」回原籍等暴力行動，造成巨大的社會混亂和血腥的「紅色恐怖」。這些行為在一些地方引起了群眾的不滿和恐慌，遭到了群眾自發性的反抗，中央及時轉向抑制暴力行為，該活動於1968年年底逐漸消失。
傷亡人數
依據1980年官方數據，在1966年8-9月間，北京市共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另有至少33,695戶被抄家、85,196個家庭被驅逐出北京。另有學者指出，根據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會議的工作報告，紅八月期間的實際死亡數為10,275人 ，另有92,000戶被抄家、125,000戶被驅逐出北京。
運動期間，絕大部分群眾私人財產權和私域自由受到剝奪，基本沒有受到保護的人身自由。
文物破壞
破四舊成為文物古蹟的一次浩劫，至今受損古蹟和文物都無法確切統計。運動期間，展開多次「批林批孔」等活動，據不完全統計，共毀壞文物6000餘件，燒毀古書2700餘冊，字畫900餘軸，石碑1000餘座，這場景，秦皇漢武看了也應嘆句有過之而無不及了吧。
非正常死亡知識分子
大健身期間，知識分子成為首要被打倒對象之一。因偽大光榮正確的毛臘肉認為一切知識都屬於人民，知識分子被視為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受到了廣泛的批判和迫害。
在健身期間，部分知識分子選擇以自我了結的極端方式來逃離瘋狂的健身，也有部分知識分子因運動過量不幸過勞死亡，他們以生命的終結證實了健身的荒謬和非人道。但更多的知識分子要麼在健身中走向對於專制的順從，要麼在健身中逐漸失去對於支那的信任，要麼乾脆不問世事，放浪形骸。他們的的數量已經多到筆者無法一一列舉了，因此，該條目僅收錄死亡人士。
在編輯與查找資料過程中，筆者發現，死亡知識分子多為對你匪共持有較高信任的，可惜民主自由在西方國家尚不能持久，何況是支那新專制王朝編織的一枕槐安。
本條目死亡人士按死亡時間排序，同日死亡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陳笑雨，1966.8.24
1960年，陳笑雨由中國作家協會調來人民日報擔任文藝部主任。那正是黨中央對「大躍進」以來引起的嚴重經濟失誤進行全面調整的時候，文藝政策自然也隨之而進行必要的調整。政策調整初期，支那言論專製程度稍有降低，在該背景下，陳與其他作家撰寫30多篇文章，意在針對當時實際工作和生活中的問題，對黨內和社會生活中的不良傾向、不正之風提出批評和建議。
健身開始後，該文章集被臘肉的御筆大臣們拉了清單，判定為「報社內部反黨分子和社會上反黨分子結合的產物」，陳因此受到多次批鬥。
1966年8月，人民日報報社大樓中突然颳起一陣揪鬥毆打「黑幫」的惡風。笑雨已於前一年以「不適合在報社工作」為藉口調到中共中央華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仍然被「造反派」揪回報社，每天在辦公室寫罪行交代材料。8月24日下午，一次「牛鬼蛇神」游樓時，他被迫下跪「請罪」。當日晚，陳投永定河（一說龍潭湖）自盡。
臨死前，他留下字句：「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乾淨。」（一說「死了算了，乾乾淨淨。寅，永別了。」）
老舍，1966.8.24
1966年8月23號，老舍不聽夫人胡挈青的勸說，執意要去北京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簡稱「北京市文聯」）學習「大道理」，卻遇上了紅衛兵。據當天和老舍待在一起的楊沫說，老舍本來打算中午時分就走，卻沒想到汽車司機罷工，不肯送他回家，於是便沒回去。到了下午3點，一群頭上扎着小刷子，腰裏繫着寬皮帶的女紅衛兵們氣勢洶洶地走進了北京市文聯，揪出了蕭軍等人，並用皮帶抽打他。後來，女紅衛兵們也喊到了老舍的名字，他說了句「士可殺、不可辱」，被當場打暈死過去。到了下午四點，老舍他們被趕上了一輛大卡車，運到了孔廟去，直到大約七點才回來。這時的老舍，頭上蓋着一塊白帕，血跡斑斑。
據在場的北京市文聯的浩然說，老舍坐車回到文聯後，又趕上全國各地來的紅衛兵「串聯」，聚在文聯大院，又接着被批鬥了。這時，作家草明的一句「老舍收了美國的版權費」，再加上老舍因摘牌子時被弄疼，將牌子砸向紅衛兵的舉動，讓老舍被打得更凶了。緊張的浩然為了保護他，只能借「他打了紅衛兵，是反革命」的理由，讓派出所的人把老舍帶過去。後來，便是老舍夫人胡挈青，把他接回去了。
8月24日，據聲稱，老舍在太平湖畔坐了一整天，最終帶着手抄本臘選投湖。關於其自殺原因一直成謎，筆者對此也沒有什麼頭豬。寫至此，筆者想起了一首臘左常常引用的詩詞，似是與老舍逝世時場景相合的，「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爾後想到這樣的詩詞在當時的年代也應該是要破的「四舊」之一，更體現了臘左們雙重思想的迫真可愛之處。
老舍的一生都在不斷地改良自己以適應時代，最終只是如他自己小說中的人物一般「越改越涼」，他始終以火熱的心愛着他所處的時代，甚至寫作龍鬚溝一文以讚美匪共改朝換代的「偉大壯舉」，也因此才能夠在匪共這種政權下獲得「人民藝術家」的稱號。而你匪共的所作所為將這樣一位人民藝術家逼死，還借用真理部力量聲稱其自絕於人民，實在是讓一般通過人士啞然失笑了。
在老舍投湖自盡之後，你CCP充分發揚阿Q精神，將太平湖填干並在上建立渣土填埋場意圖搞建設工程，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上面建鋼鐵廠的林彪勢力集團後也被劃為反革命遭遇批鬥。同時，CCP也致力於鎮壓民間對於老舍的紀念活動，在其周年祭日時，太平湖畔曾出現過一截小碑，上刻「人民藝術家老舍先生辭世處」，署「許林邨敬立」，該墓碑於短時間內被遮擋。
汪曾祺曾寫道，他的死大概是「我本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的。
誰知明月不明。
李達，1966.8.24
1958年，李達曾與毛臘肉討論哲學問題，他指出當時吹噓的高指標是唯心主義的產物，並認為當時的頂峰論(毛澤東個人崇拜學說之一)是有違馬克思主義精神的。
1966年4月18日，CCP走狗王任重親自為批判李達的材料加上按語，並得到鄧碾平指示：「批判李達須分三步走，第一步在黨內進行批判，第二步在學校進行批判， 第三步登全國性報紙，公開進行批判。」此後，武漢大學多次展開對於李達的批鬥，在全省範圍內展開批判，李達唯一擁有的自由是書寫「認罪」材料的自由。進入7月後，李達多次作為武漢地區批鬥大會主角被聲討，李達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發作，李達都非常痛苦，有時痛得大汗淋漓。儘管如此，對李達的批鬥卻沒有半點減緩的跡象，批鬥、遊街、罰跪，可謂變本加厲，直到李達臥床不起。
7月19日，得知毛臘肉在漢游泳，且仍對其抱有一絲期望的李達寫信給他，內容為：「主席：請救我一命！我寫有坦白書，請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隊取閱為感。此致最高的敬禮！李達七月十九日。」該信被交與武大工作隊，並被改換信封交與毛臘肉。8月10日，毛臘肉批示該紙條後，將此事轉給王任重酌情處理。高雅人士指出，毛臘肉寫下這番批示僅為表面文章，實際無救助李達之意。此後對李達的批鬥越發激烈，8約22日，不知是否是你共高層良心發現，給李達送去了醫院化名看病，此時的李達已經處於半昏迷狀態。8月24日，李達在武漢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離世。武漢大學校文革召開全校大會，宣佈開除「混入黨內的地主分子」李達的黨籍。
8月28日，湖北日報、武漢晚報同時發表署名文章——《揭穿李達反共反人民的歷史》，說李達是「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應聲蟲」、「可恥的叛徒， 反革命圍剿的急先鋒」、「反共媚日的民族敗類」、「蔣介石法西斯專政的幫凶」、「殘酷剝削和壓迫農民的地主分子」。9月5日，人民日報第六版以整版的篇幅發表批判李達的一組文章。9 月 11 日，人民日報第四版發表一組工農兵學哲學文章，其中， 全國青年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羅田縣北豐公社四大隊黨支部書記丁鳳英《把反動哲學「權威」打翻在地》 一文說：「李達指的是我的名，但罵的卻不是我個人。他罵的是我們廣大工農兵……李達這樣瘋狂，我們不怕！我們掌握了毛澤東思想，不要說一個李達，就是一千個李達，一萬個李達，也不在話下！」
健身過後，許多「李達」不在人間了。這盛世荒唐，是如匪共所願的吧。
傅雷，1966.9.3
1958年，在上海「反右補課」中，上海市作家協會將傅雷劃為「右派分子」。上海市長柯慶施執意要劃傅雷為右派，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上海作協黨組書記周而復則認為傅雷屬於「可劃可不劃」的範圍，恰逢周揚赴上海聽取意見，柯慶施同意了周而復、周揚的意見，事後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派柯靈通知傅雷該消息。但正當傅雷做了檢討，準備放下包袱時，柯慶施卻變卦拍板把傅雷定為「右派」。
1958年12月，在波蘭留學的傅雷長子傅聰離開波蘭，沒有回到中國大陸，而是移居英國倫敦，當時中國大陸視之為叛逃。此後，傅雷閉門不出。1961年9月，傅雷「摘掉帽子」。1966年8月底，文化大革命初期，傅雷遭共產黨政治迫害，被紅衛兵抄家，受到連續四天三夜批鬥，罰跪、戴高帽等各種形式的凌辱，搜出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蔣中正舊畫報）。9月3日上午，女傭周菊娣發現傅雷夫婦已在江蘇路284弄5號住所「疾風迅雨樓」雙雙系在窗框上自縊而亡，終年58歲。
當然，對於這種迫真愛的教育自己孩子的死媽廢物，筆者對其死亡的評價是觀狗咬狗其樂無窮，好似開香檳。
林昭，1968.4.29
1957年一個夏夜，因張元勛貼出北平第一張大字報，在北京大學東門外的馬路上，展開了一場以討伐為目的的爭論。此時，林昭站上桌子，支持被批判的同學張元勛。在她被問道是誰，為何參與此事時，她大義凜然地報出了自己的姓名。此情此景不禁讓筆者聯想到鄉人的「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但後面的歷史證明，支那連在教科書中被作為「鄙」的代表的魯莊公之流也不剩幾位了。
在此之後，林昭被劃為右派分子。她當時作為CCP的擁護者，不願接受這個事實，嘗試服用過量安眠藥自殺，未遂。被搶救後，她發表言論，聲稱絕不認罪，作為北大唯一不願認罪的「右派」學生，受到雙加的批鬥。
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聞專業與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合併，林昭亦隨至人大新聞係數據室。她因心情鬱悒，咯血病重。到1960年春天，經校長吳玉章親自批示准假，由她母親許憲民到北京接她回上海治病。在上海，她與其他「右派」學生編輯了一本名為「星火」的油印刊物，發表他們針砭時弊的文章。1960年10月，該行人以「反革命小集團」之名被捕。林昭父親在她被捕一月時服藥自殺身亡。
1962年春夏之交，林昭被允許保外就醫。在就醫期間，她索要多床白被單用於寫血書。她以絕食、寫血書、詩歌、記日記、呼喊口號、蔑視法庭等方式，表示抗爭與不服，並遭到了CCP的酷刑折磨。她曾經對同監的女難友說：「他們能夠消滅我的肉體，絕不能消除我的意志。我的路似乎走到了盡頭。但是，歷史最終會給我公正的審判。」1962年7月，林昭致信北大校長陸平，呼籲效仿蔡元培校長，主持公義，營救被迫害的學生。在信中她自稱是右派群體的一份子，對反右鬥爭宣稱「要以最後一息獻給戰鬥」，並譴責政府鎮壓反革命。她說「極權政治本身的殘暴骯髒和不義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為正義而光榮的戰士。」1962年9月，林昭在蘇州與右派分子黃政、朱泓等人商量並起草了「中國自由青年戰鬥同盟」的綱領和章程。是月，在上海與無國籍僑民阿諾聯繫，要求阿諾將「我們是無罪的」、「給北大校長陸平的信」等文件帶到海外發表。
1962年12月，林昭再次被捕，並在獄中進行一系列抗爭。1965年5月31日，在二審後，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有期徒刑改為死刑的判決書，當日執行。公審大會上，林昭口塞橡皮塞子，頸系塑料繩子，以防止其發表反動言論。她被踢跪下，於三槍後死亡，屍體被拖入吉普車。她留下血書：「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在林昭死後，她母親逐漸精神失常，半年後死於上海街頭。有人說是病死的，有人說是自殺，有人說是紅衛兵毆打致死。
在林昭的長篇通訊里，她曾寫道：「也許在若干年以後，我們的後代對上述這一切將難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確實是發生在我們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實。我們每一個活着的人，都曾經為它感到極度的羞恥。請不要輕視這種羞恥吧。」
現在是2023年4月29日。今夕何夕。
田漢，1968.12.10
在早些年的反右運動中，田漢已遭受批判。之後的反右擴大化中，田也被認為有右傾思想而多次遭到批判。直到1961年，他還在《文藝報》文章中委婉提出，文藝作品不能只歌功頌德，「絕不能認為新社會不經任何陣痛就能在曾經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大陸誕生下來」。
1963年，中國戲劇家協會已經開始每日批判田漢。此時，江青突然召見田漢，要求他把《紅色娘子軍》改成京戲。在天天接受批判、寫檢查之餘，他七易其稿，卻都在送交江青審查時被退回來重寫，終究沒能完成。這次無果的戲劇創作，成為文革中田漢的罪狀之一：不聽首長招呼，抵抗樣板戲，是現行反革命。
田漢的文藝思想與江青推崇的樣板戲和「三突出」原則背道而馳，是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重要原因。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吳晗的《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一個月後，人民日報上一篇署名方求的文章在批判海瑞罷官時，將三部劇作，田漢的《謝瑤環》、孟超的《李慧娘》與《海瑞罷官》並列，稱「這三個借古非今的戲，匯合在一起，集中地反映出當時一股反社會主義的思潮」。
1966年2月1日，人民日報刊登《田漢的<謝瑤環>是一顆大毒草》一文，指責田漢在劇中提到「載舟之水要覆舟」，是因為他「感到我們的無產階級革命專政，已經『變成』和人民對立、不能代表人民的政權」，而謝瑤環要「為民請命」，放到當時就是田漢要「將黨和人民對立起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
隨着516通知的下發，健身活動白熱化。1966年7月，田漢與文化部門的許多官員一起，以「牛鬼蛇神」身份被關進社會主義學院。在學院中，他仍在日記中對社會主義的教育歌功頌德，不知是真心還是明哲保身之計。可以確定的是，這樣的合作態度並未換來「錯誤」的洗刷。回到原單位接受批鬥的田漢，遭受了紅衛兵的重重暴力。
1966年年底，田漢在人民日報上已經成了「反黨分子」和「叛徒」。12月6日的人民日報花了一整版批判田漢，其中一篇文章甚至搬出了早已作古的魯迅，標題就叫《魯迅怒斥叛徒田漢》。該文章搬出田漢在國民黨監獄中保釋的事跡，批判其為無骨氣的「大叛徒」。
此後，被定性為敵人的田漢，不僅政治生命被判處死刑，文藝生命也面臨終結。《關漢卿》、《麗人行》……田漢的創作，統統成了「文藝黑線」的鐵證。1967年2月17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田漢迎來了他生命中的第二次牢獄之災——前一次是KMT，這一次是CCP。在秦城監獄中，有糖尿病的田漢被逼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小便喝掉，受盡折磨。1968年12月10日，田漢因糖尿病、尿毒症和冠心病並發，在禁閉室里死去。直至去世的那一天，田漢母親也沒有見到兒子的面。軍方只派人通知了他的兒子田大畏：「田漢死了，罪大惡極」，嚇得他連骨灰也沒有領回。
海瑞罷官中，是有那麼一句話的：「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
此情此景，筆者不禁想到白居易寫過的另一首詩：「北邙未省留閒地，東海何曾有定波。」
梁思成，1972.1.9
自1955年始，在全國範圍內陸續展開了對於以梁思成為代表的唯美主義和復古主義的建築思想的批判。
1966年9月中旬，梁思成家的房門被紅衛兵砸開，收繳其家中西餐具全套刀叉共36件，認為其在家中藏匿刀叉的行為是想要謀反暴動，搞革命政變，未被給予解釋機會。稍後，兩位紅衛兵在林徽因(梁思成前妻)房中搜出一把刻有「蔣中正贈」的短劍，並將其和刀叉作為反革命物證帶走，梁家此後被打為反革命遭受批鬥。事實上，這把短劍是林徽因同父異母的弟弟林於空軍航空學校畢業時，校方以「名譽校長」蔣介石的名義頒發的用於禮服上的佩劍，當時凡蔣介石擔任校長或名譽校長的軍事院校，學員在畢業時都可得到一把精製的鐫刻「蔣中正贈」的佩劍。
1968年11月7日，梁思成在遭受長期的折磨、摧殘下，心力衰竭，呼吸短促，生命垂危，急需入院救治。經林洙(其第二任妻子)多次向有關方面寫信請求，周恩來親自過問下，梁被造反派放出，送進北京醫院搶救。當病情稍微穩定後，復被接回清華園繼續接受造反派批鬥。此時梁思成身體已虛弱得不能站立和走動，經學校革委會正、副主任特批，每次召開「斗鬼會」，學校便派人把梁思成從家中抬出來，放在「一輛全清華最破的手推車上，讓他坐在上面，像耍猴似地推到會場」接受批鬥。斗完後，再用這輛最破的小推車像耍猴一樣送回家中。而每次回家，梁思成都像死人一樣長時間緩不過氣來。經過日復一日的折磨，梁思成已被斗得奄奄一息，不得不再次入院治療。但按清華革委會規定，在治療期間必須繼續寫檢查，交代自己對國家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梁思成已失去了握筆的能力，只得由夫人林洙代勞，但往往又被以「假檢查，真反撲」為由一次次退回重寫。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在貧病交加中去世。梁在人生前60年鮮少涉足政治，一生熱愛匪共，直至將死時還在為匪共的長征成就作贊，卻還是淪為了「敢將日月換新天」的所謂革命精神的刀下魂，實在令人扼腕。當秋風掠過清華園的土丘時，它大抵是為這位無人敢立碑的支那建築鼻祖而哀的吧。
經濟筍絲
兲子文革經歷考
主條目: 習近平文革經歷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