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文革經歷考

主條目： 習近平

來源

作者：彭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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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學統編教材已經將有關文革歷史的敘述作了根本性修改，涉及毛澤東錯誤的文革動機，把錯誤一詞刪去。並且把這場持續十一年、禍患全國城鄉各族人民的浩劫改稱為艱辛探索跌宕起伏的曲折發展的一段時期。這種輕描淡寫的筆觸已經完全不同於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歷史決議關於文革是「一場由毛澤東錯誤地發動和領導的浩劫」的歷史結論。在文革受害者尚還健在的今天，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黨政領導集團已經公然改削教科書，否定歷史性決議，習近平的頭腦里到底有什麼文革印象？當年全國各族人民在苦難中煎熬掙扎，他和他的筆桿子頭腦中的文革則是另一回事。國內外各種吹捧習近平生活經歷的文章鋪天蓋地，我們不妨去偽存真，做一番嚴謹的篩選和分析。

平靜的童年

習近平是陝北紅軍幹部習仲勛之子。沒有高幹之子的出身，他無緣問鼎黨魁交椅。習仲勛由於捲入反黨小說《劉志丹》集團案，從 1962 年起即遠離權力中心，所以整人記錄較少。習仲勛建立廣東經濟特區有過貢獻，還有過「立法保護不同意見」的倡議，實屬難能可貴。習近平生於1953年，文革爆發時僅上八一學校初一（有初一班主任回憶文章）。因為年齒尚幼，文革之前的所有慘烈政治運動他基本不會有印象。與之同齡的青少年一般應有一點三年特大饑荒的飢餓難耐食不果腹的印象；但是因為當時北京和各省市高幹家庭都有相應的營養特供。習近平當時剛上小學，印象也不會太深。習近平識字能看一點小人書的時候（四年級1963、64 年），已經是全國人民學雷鋒的時代。他說他讀過一點關於岳飛精忠報國的故事，那已經是屬於幸運的了。那時幾乎所有的傳統文學和外國文學書籍都已經停止出版。1965年秋，他讀了一年初中。1966年文革爆發。從此不再上課，後來說是「複課鬧革命」，實際也沒有像樣的教材，教師更被來回折騰。掃四舊並沒有衝擊到習的家庭。但是反黨集團首犯的惡名已經緩緩襲來。習仲勛在 1962年離開副總理職位，內部處分，仍保留公職，沒有被逮捕關押，而且被周恩來一再叮囑「不要想不開（自殺）」。他被安排到中央黨校西宮所「學習」（接受審查）。習近平母親齊心本來就在黨校工作，實際上夫婦同在黨校。到文革前夕的1965年，習仲勛被下放到洛陽礦山機器廠出任副廠長。這家工廠不是一般的地方單位，而是河南省重要的國營大廠。習仲勛當然不太會幹預具體事務，不過是降級掛職，反省審查，拿一份乾薪而已。但是名義上仍然是高幹（十三級，剛夠高幹最低一級），他的子女依然屬於高幹子女。文革從橫掃牛鬼蛇神（打擊地富反壞右）轉入打擊走資派的時候，習家才遭受衝擊，抄家並掃地出門，遷出東城區交道口的四合院。這是給習近平少年時代留下印象的首次衝擊。但是這次衝擊並不嚴重，因為時間已晚於掃四舊的瘋狂高潮，高潮中約有十萬家庭被闔家趕出街巷，押解農村落戶。而習近平一家遠非如此悽慘；他們被安排搬入了中央黨校，到習近平母親工作的的地方居住。在黨校裏面當然已經沒有高幹宿舍的電話和秘書、警衛員，但是衣食住行還是基本正常的。比起老舍、陳夢家等名人、一些資本家和小業主家庭，紅衛兵用皮帶打人、用開水燙人，許多人當場被打死，尚屬幸運。這些紅衛兵兇手就是毛澤東寫信支持的一批青少年恐怖分子。 此時北京的高校也出現了高幹子女組成保守派紅衛兵，打擊領導幹部、迫害教授和其他員工。毛澤東把矛頭對準「黨內高層走資派」之後，這一群所謂老紅衛兵，幾乎全部都是高幹子女，逐漸感到壓力，發現如果父母倒台，自己將失去一切特權和地位，於是產生了強烈的對抗情緒，並開始發出對抗言論，乃至跟造反派紅衛兵（多半是平民子女）發生肢體衝突，甚至衝擊公安部等國家機關。習近平的父親也是從副國級高官跌落下來的副廠長級幹部。在遭受抄家衝擊之後，他的想法與聯動思想一拍即合。於是跟着聯動的一伙人起鬨。因為聯動的言論涉及鄙夷江青和中央文革，甚至涉及反對毛思想（所謂反對毛1960後的思想），而且聯動的主要班底西城糾察隊等組織私設公堂打人殺人非法關押嚴刑拷打，堪比納粹衝鋒隊，民憤極大，公安部門不得不搜捕拘押這一夥法西斯違法分子。這批刑事嫌疑人被關押了兩個多月，又被毛江周等人釋放了。實際上是中共違背法治的又一典型。1967年1月13日已經公佈的《公安六條》規定，凡有反對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江青）、反對文化大革命的言行就是反革命。聯動就是反革命。可是4月27日，這批人又被釋放了，而且得到江青周恩來的接見。我們不要忘記，現代作家聶紺弩就是私下議論江青被判處無期徒刑，文史學者王學泰也是談及《推背圖》語涉江青而判處徒刑十三年。張志新、遇羅克、林昭等多人被處決。各省市縣鄉不知名的類似反革命罪犯不可勝數。而僅僅因為這些人是高幹子女，所以就可以不按公安六條辦案，就可以雖有刑事罪案嫌疑卻逍遙法外。

首次政治參與：聯動暴行

根據習近平傳記的介紹，習近平曾經受過文革打擊。例如曾經被關押，出逃以後，母親齊心竟也不敢收留，主動將他送返關押地點，而且還在批鬥大會上掛牌批鬥，甚至有槍斃一百次都夠格的說法（估計是因為罵毛）。根據文革時期的生活經驗（文革時代的大中學生今仍健在），僅僅因父親有反黨問題而批鬥其年僅十四歲的男孩，是不可能的。現實的可能只是，習近平本人也有參與聯動的過激行動，高呼反對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口號，堅持血統論的某些言論，高幹子弟要掌權，紅色恐怖萬歲，乃至跟造反派學生發生肢體衝突……他作為當時參與活動的初中生，常用漢字還認不太全，不大可能會有思想很成熟的舉動，過激言行是可以想見的。畢竟抓捕聯動的對象全部是高幹家庭的子弟，毫無劣跡的人，而且看上去就是未成年人，一般是不會抓捕的。抓捕是在江青、周恩來、陳伯達商議之後，甚至是毛本人首肯之後執行的。而且執行的不是地方上的公安局，而是國務院公安部出動的幹警隊伍。被捕關押之後，再查出原來是文革前已經揪出的反黨集團人物（黑幫）習仲勛的孩子，倒是會作為典型被列舉上報，雖然尚未成年，也會挑出來搞一回批鬥。習近平的過激言行，他的母親齊心應該是知曉的，所以他逃回家裏，母親也不敢收留，仍把他送回關押地點。而且特別引人注目的是，習近平回憶說，人家離京下鄉都哭哭啼啼，而他下鄉反而覺得感到「解脫」。為什麼是解脫？當他下鄉插隊數月之後，再回北京，又一次被扣留，送進少年犯教養所參加學習班。為什麼？說明其刑事劣跡絕不太輕。

這裏必須說明的是，有人說，依《公安六條》的反中央文革罪被捕判刑的受害人無論是處死、或服刑，嗣後都已陸續平反昭雪，聯動一案是不是也該平反呢？不能一概而論。老聯動孔丹為聯動的辯護是非常片面的一面之詞，陳雲將聯動罪孽一筆勾銷更是對歷史的褻瀆。聯動成員留下的暴力記錄，血跡斑斑，說明它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恐怖組織，早已作為文革時代暴力侵害人民權利的典型被載入歷史。文革中因議論毛（林）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成員而獲刑的冤案，一般都是言論觸法，屬於思想犯，例如聶紺弩、王學泰等案件，沒有刑事案底，當然必須平反昭雪。可是聯動團伙的主要涉案人中當時都犯有嚴重的刑事罪責。人身傷害罪、侵入住宅罪、侮辱誹謗罪不計其數，西糾紅衛兵暴力打人的行為連毛澤東本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見陳小魯回憶錄），還有非法取締民主黨派（八大民主黨派是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團），非法衝擊公安部，私設公堂、嚴刑拷打，都是明目張胆的公開犯罪。劉少奇、鄧小平、賀龍、李井泉、劉寧一、孔原等高級幹部的子女，賀鵬飛、劉濤、李黎風、劉菊芬、鄧楠、孔丹、陳小魯、譚力夫、宮小吉……當時都已年滿十八歲，有的是二十出頭的成年人，多半都是中共黨員或者入黨培養對象。他們是應負刑事責任的當事人。再從國際視野來看，世界上發生對政府不滿而出現抗議和批評政府官員的現象是十分普遍的。民眾對官員提出問責和批評是法治應當允許的合法權利。 黨政高官受到人身傷害是因為毛澤東發動文革造成的，責任在黨中央和毛林集團。不能因為高官收到衝擊，就允許這些高官的子女無法無天、以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的名義行兇打人、拿平民家庭出氣，衝擊機關和社團，踐踏起碼的法治和秩序。當然，法治社會不承認思想言論罪。聯動和老紅衛兵的言論罪可以平反，但是他們的刑事罪卻因中共集團陳雲鄧小平等人的包庇，從來沒有得到追究。這些罪案一定要寫入歷史，昭告後人，絕不寬待。聯動的思想毫無可取之處。他們絲毫沒有脫離毛思想的軌道，反而死死抓住的是毛思想中最腐朽最封建的血統論。對於毛澤東反民主反人權的權力意識卻毫無批判，從未想到要讓人民一起共同分享權力。聯動不准革命，歧視平民，跟阿Q，甚至跟趙老太爺和假洋鬼子相差無幾。文革五十年過後，北京實驗女中前副校長卞仲耘被毆打致死案的主要責任人宋彬彬和前西糾主要領導人陳小魯先後在北京公開向受害人表示道歉。道歉是一種進步。由於中國共產黨目無法治的姑息，北京公檢法機關仍然沒有依法執行對聯動和老紅衛兵的刑事偵辦。民間史家務必將相關史事翔實記載，以為補證。習近平屬於未成年加入暴力團體伙，依法免予追究。但是文革的動盪，尤其是聯動經歷，作為他人生的首次政治參與，到底給了他什麼樣的影響，仍然值得研究。

習近平的文革遭遇

從個人和家庭的角度來說，習仲勛習近平一家經受了很大的波折和壓抑。但是從整個中國和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來比較，尤其是跟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跟彭陸羅楊反黨集團案比較，習仲勛案的處置又相對溫和。胡風案牽涉2100人，逮捕92人，多人死於監獄和勞改營，多人瘋癲，僅極少數人生還；彭陸羅楊全都關押秦城監獄，九死一生，毛死之後才出獄。習仲勛的小說反黨案發生時，文革還沒有爆發。完全是黨內處分，文革爆發後才有批鬥的激烈情況。習仲勛不再去國務院上班，而是到中央黨校「學習」，繼續享有工資待遇，妻子只下幹校，未入監獄。文革前夕，習仲勛調往洛陽，影響也不會太大，黨的幹部調動在北京的幹部群體中比較多見。劉少奇本人關押病死，王光美長期監禁，長子自殺，其餘子女均受迫害、彭德懷、陶鑄關押多年病死。而習仲勛沒有判刑入獄，保留了高幹身份，遊街、批鬥、僅僅聾了一隻耳朵，相比之下，尚屬幸運。習仲勛在批鬥高潮過後，押送衛戍區的「監護」，實際上是一種保護。習近平也受到了一些不公正待遇，例如體育老師嘲笑他是黑幫的兒子，他因聯動言行被批鬥，甚至被關押在北京少年犯管教所，強制勞動，敷設下水管道。一度思想相當苦悶。所以他離京下鄉的時候不但不哭，反而覺得解脫。他下鄉的初期表現也不好，甚至傳出他用麵包餵狗的說法，反映他在農民和幹部中印象不佳。他像多數知青一樣，抽上了香煙。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召開。習近平仔細諦聽廣播，沒有父親重入中央的消息。無比的失落使他苦悶徘徊，決定偷逃回京。可是立刻又被關押，釋放後聽從姨父和姨母的勸慰，才決定重回延安。少管所的牢飯肯定難吃，還不管飽。所以出獄之後，他前往陝西富平的姑母（習仲勛之妹）家裏，姑母一天一碗羊奶調養多日，他才恢復元氣。此時此刻，姨父魏震五夫婦的勸說在腦海里迴響。姨父姨母也是學生青年出身，到延安下農村成為幹部。他倆督促習近平要接近農民，告訴他，「我們那時候就是要到農民那裏去」……習近平從小隻聽到過父親的一些正面訓誨，要革命，要團結，並沒有任何體驗。父親離京以後，再也沒有機會面承庭訓。此時姨父姨母的話雖然並沒有直接挑明什麼秘訣，聽起來卻也如雷貫耳，很可能喚醒了一個他迷濛中重要的直覺：歷史上黨的幹部就是這樣先下後上的，先在農民中一起吃苦，然後才會當上幹部。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回到生產隊，習近平從苦悶中回過神來。這時已是1970年，習近平收到母親的來信，鼓勵他努力爭取上大學。上大學？母親齊心畢竟仍是國家幹部之身，她應當有機會看到了1970年六月中共中央轉發的《北大清華關於招生問題的報告》。文件提出了從農村（非經考試）推薦青年上大學的方式。她同時也寫信給梁家河黨支部，請求幫助習近平追求進步。這一封「媽媽來信」大有意趣存焉。它是日後習近平得到推薦照顧的早期鋪墊。既為照顧習近平打了招呼，又不像其他知青的幹部父母搞口頭或書面的強索特權那樣難聽難看。在習家恢復名譽之前做到了恰到好處，不急不徐。生產隊黨支部和公社黨委的小幹部們無不受寵若驚，覺得習近平非同一般知青。從此，爭取上大學也成了習近平的重要動力。這時開始，習近平連續遞交了多次入團（八次）入黨（兩次）申請書。多次都沒有批准。肯定是不會批准的。如果是敵我矛盾家庭的子女，一律不准入黨。到底習仲勛屬於什麼性質，不要說基層黨支部搞不清楚，報到縣委、省委也沒有人敢下斷語。每一次遞交申請書，都是一次對父親問題性質的風向探測。一轉眼，習近平逐漸跨過了生活關、勞動關。畢竟家裏有一定的資金接濟（他甚至自費去四川考察沼氣，說明他比當地農民的經濟情況遠為寬裕），能吃飽肚子，再下力氣幹活，年輕小伙子是扛得住摔打錘鍊的。1971年九一三發生林彪事件，引發黨內重大變故，更給受審查的人們增添了希望。比如林彪夫婦堅決打擊的羅瑞卿，其子女就有了會見父親的機會。習家子女也寫信給周恩來，於是也有了1972年會見父親的機會。會見就是一個信號。既然高幹待遇沒變，現在又在北京跟家屬子女會見，說明是內部矛盾無疑。一切都開始鬆動了。僅僅過了一年多，1974年一月，上級回覆的精神說，「父親的問題不影響子女」，那麼就批准入黨。以後習近平的仕途就順風順水了。入黨當月就擔任黨支部書記。然後開發沼氣，然後就被推薦上大學。洛陽礦山機器廠的五名幹部還熱心地為習近平出具了一張土證明，說是「習近平父親習仲勛的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 更有甚者，多年以後，清華當時的領導幹部劉冰回憶歷史情景說，即使沒有土證明，也會錄取習近平。清華的工農兵學歷到底給了習近平多少「化工有機合成專業」知識其實無關宏旨，他藉此踏上了中國黨政官場的階梯。實際上習仲勛的命運多舛，還沒有跌入最深的低谷，沒進監獄，沒有完全毀損健康，反而大難不死，重返仕途。習近平的成長經歷恰恰被這一段蜿蜒曲折完成了鍛造。如果他跟一同下鄉的幾位知青一樣，沒幾天就轉回父輩老家插隊，然後找關係參軍，雖然也能入黨提干，就遠沒有習近平的經歷這樣過硬和好聽了。

文革是不是浩劫？

文革對於習近平來說到底意味着什麼？說實話，他父親倒霉當然是黨內矛盾的表現，但是並不是文革中的爭鬥，而是早於文革多年的反高崗1953年鬥爭 的餘波。文革浪潮襲來，將他們一家席捲累及。大約六年（1966 抄家-1972 會見）就基本得到解脫。從青少年成長的角度來分析，在最關鍵的入學、入黨和婚姻方面習近平都沒有遇到特別重大的障礙。他回憶青少年歲月，所有的溝溝坎坎仿佛都變成了「蘇小妹三難新郎」的三個難題。苦澀和辛酸都已淡化，越嚼越覺得甘之如飴。對於當年農村的一窮二白他是有切身體會的，希望改變農村面貌也比較關心。但是關於法治、人才選拔、乃至整個國家制度的改革和進步，他越來越覺得還是毛澤東那些老八股更好。當年被關押的舊案因為年幼並沒有留下案底，所以也沒有造成仕途的障礙，也就不了了之。至於當時罵江青罵毛澤東的情緒也已成過眼雲煙。因為隨着黨史的進一步曝光才得知，當年陝北紅軍正在面臨一場極左肅反，劉志丹習仲勛等幹部已被關押，如果中央紅軍再不趕到叫一聲刀下留人，他們早已橫遭處決。所以毛澤東雖然錯罰了習仲勛，到頭來習家人仍不能忘記毛澤東的救命之恩。習近平進入權力中心，很難再想到黨和國家制度方面的弊病。反覺得現成那一套順風順水。於是當然不希望前後兩個三十年互相否定。他最欣賞的就是紅色傳統，紅色資源和紅色基因。長征路，延安情，西柏坡、一大會址……。他反覆強調的更是紅色基因。他深知，吃再多的苦，十次申請都不行。一旦確認了紅色基因，就能入黨提干，逐步成為接班人……於是，教科書改了，文革不允許否定了。因為習近平從少年時代開始，到清華工農兵學員畢業（25歲），是他接受思想道德文化教育的關鍵期。這一段時期剛好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而又動亂最頻繁，思想最滅絕人性的時期。他的數理化生科學知識基礎不超過初一水平，不懂外語。人性化民國教育的一點尾聲，他太年幼，一點都沒接上；改革開放之後的人文教育回歸時，他已入官場，還陷入離婚期，也較少受益。步步登高以後，再學習和領悟新知的機會越來越少，登上最高權位時，更成孤家寡人。頭腦中的岳飛、陸游、李白、三國、水滸、三言、兩拍和毛選加在一起，忠君、愛國、義氣，再加上「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和雷鋒、王傑、紅色血統基因的大雜燴，就形成了他抵制「西方人吃飽了撐着沒事幹」的人權民主和普世價值的基本思想。

補充材料

高新：習近平一生只接受過七年的正規教育

只要對習近平的「文化和學歷背景「稍有關心的人士都可能已經知道，與同齡的眾多」共和國紅二代「一樣，習近平的基礎學歷是從著名的高幹子弟學校」北京八一學校「開始的。2016年9月9日，習近平曾教師節之際到他的母校北京八一中學（文革前的原名是「北京八一學校」）「光宗耀祖」，被中共官媒連篇累牘地高調宣傳了好一陣子。

一篇《夜讀：北京八一中學是怎樣一所學校》的官媒文章介紹說：

北京八一中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947年的晋察冀军区荣臻学校。这所学校的初衷，是把随军的妇女、儿童集中组织、保护起来，使我党我军干部的子女有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为将来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人才。1947年3月1日，“荣臻学校”正式开学，当时设有小学部和幼稚园。此后，晋察冀军区机关、部队、晋察冀边区政府、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附近军政单位的子女陆续入学。1949年，晋察冀军区荣臻学校开入刚刚解放的北平，更名为“华北军区八一学校”。学校选择在原清朝礼亲王府、同仁堂乐松生花园旧址建设。新中国成立前后，各路解放大军，南下的、西征的、开赴祖国边疆的，以及调入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机关的大批干部年幼的孩子，均选择在“八一学校”读书。
荣臻学校建校初期，主要是考虑解决晋察冀军区机关、部队子女，同时也包括干部供养（随军）的弟妹、侄辈、孙辈的入学、入托问题。然而，进城后荣臻学校（八一学校）迅速变成全党、全军子弟小学是始料不及的……。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军队高级干部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李富春、习仲勋、张闻天、薄一波、刘澜涛、滕代远、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粟裕、黄克诚、罗瑞卿、谭政、肖劲光、王树声、许光达等的子女亲属，也都在这所学校入学。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干部的子女，还有国务院各部委、北京市、地方省委的领导干部子女全往里挤。孩子进入“八一学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福利待遇”。八一学校管理严格，师资优秀，教学质量高，条件待遇优越，共和国的精英们纷纷将自己的后代放心地托付给这所学校。

該官方介紹強調說：在實行供給制的年代，據說唯有八一學校的學生是享受排級供給標準。

這裏所說的「排級供給標準「，指的是當時的軍隊幹部中各級軍官的糧食和服裝供給標準的初始級。按照當時的中共軍隊官銜制度，班長是所謂的「兵頭將尾「，編制上與士兵無異，排長才算」幹部「。也就是說，當年包括習近平在內的所有八一學校的」子弟「們都是吃喝穿，拉撒睡等生活和學習的全部開銷，都是和軍隊幹部一樣，」國家包幹「------現在的新名詞叫」國庫供養「。

習近平還在讀小學期間的1964年，八一學校由北京軍區政治部移交北京市教育局，並更名為「北京市八一學校」，至於如今的名稱「北京八一中學「是「北京市八一學校」在「文革「初被解散，日後又被」復校「才取的新名字。該文章還特別介紹說：這裏還需要一提的是，當年的「八一學校」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有一部分犯有嚴重錯誤甚至罪行的幹部，他們的子女同樣可以在學校正常的學習和生活，絲毫沒有受到歧視。這就是為什麼1962年習仲勛被「打倒「之後，習近平仍然被允許繼續留在該校，直到」文革「初該校被解散為止。

當時官媒的這篇詳細介紹文章發表時還特別配發了一張習近平本人提供的照片《1979年3月1日。習近平和當年的老師同學一起回到學校，參加慶祝建校32周年活動》，照片中的圍繞一位貌似老師的一群年輕男性中的大部分都是穿軍裝戴軍帽。習近平本人則是一件當時流行的草綠色軍大衣和一頂與之相配的軍綠栽絨棉帽。從照片時間上推算，當時的習近平的清華大學「學業「已近尾聲，距他自己也成為」現役「軍人的時間還有三至四個月的時間。

和大部分當年八一學校的紅二代一樣，習近平「文革「前也是住校生。官媒阿諛文章之一《「老學長」習近平重回八一學校，有哪些少年回憶?》介紹說：習近平現身校園內第一站就奔向了圖書館內的校史展。這裏珍存着大量的學校老檔案，也記載了「老校友」習近平的童年和少年歲月。在館內一幅學校上世紀50年代的平面圖上，習近平認出了當年的禮堂、餐廳，甚至是他住過的宿舍樓。看到自己的學籍檔案、與老師同學的合影，他感嘆「非常懷念」。八一學校黨委書記牛震雲說，習近平對八一學校校史的了解，甚至超越了她這個研究校史的負責人。

習近平的初中語文教師陳秋影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憶，1965年秋季，習近平剛升入初中時，和他的一些小學同班學友都進入一(四)班學習。在班裏，習近平的年齡稍小。

說起來，1953年6月出生的習近平，按照中國大陸人正常的入學標準應該是七歲入讀小學一年級，而按照他當年老師的回憶，1965年12歲進入初中，說明他習近平是6歲入讀小學。他日後的中學同班同學聶衛平等人都是年長他一歲。

聶衛平日後公開出版的個人回憶錄中對習近平頗有着墨。他回憶說：

在我的一生中，曾经遇到过四次险情。第一次还是在1968年，几月我记不清了，那时中学的红卫兵已经分化成好多派，有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联动、逍遥派等等，各派之间经常发生一些“派仗”。我本身属于逍遥派，对那些活动基本上不参加，最多是凑个热闹。这时我们班分来了两个学生，一个叫习近平，一个叫刘卫平，他们原是八一学校的，后八一学校因所谓“高干子弟学校”被解散，他们才被分到我们二十五中。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他爸爸当时可是有名的大“黑帮”……。当时班上的人都看不起我们，也不敢沾我们，我们也看不起他们，但是和校外的老红卫兵联系很多，这主要是习近平和刘卫平的关系。

一位當年在北京與比近平初中高一屆的「老紅衛兵「日後撰文回憶說：

实际上，从1965年底开始，学习氛围就有所变化。在中学生中普遍流传的《青年报》、《中学生》等报纸刊物就紧跟不辍地转载人民日报社论及其他对《海瑞罢官》和“封资修意识形态”的批判文章。而学校里各门学科的课程则越来越“边缘化”了，政治学习开始猛增，用上课时间全校听广播，听社论，听重要文章，还时不时地传达文件。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废除现行现行高级中学招生考试办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生”，“推荐与选拔必须突出政治，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说是，”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
五天后，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两个决定，并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论说，改革招生考试制度是“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将从这里着手，对整个旧教育制度实行彻底的革命。”号召“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 又说：“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已经下定决心，要把'伙同和怂恿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专家”、“教授”，大量散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素的’牛鬼蛇神统统揭出来，把你们的老根统统挖出来，把你们的“威风”统统打掉，把你们的资产阶级的传家宝统统砸碎。”
当时按照对如上文件和社论的理解，现有的课程要改了，现行的考试不要了。事实上的停课闹革命也就此开始了。在“党和人民政府“的伟大号召下，学生们开始贴老师的大字报，目标是平日要求学生严格一点的老师。学着人民日报社论的口吻，把那些老师斥为“散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素的牛鬼蛇神”，发誓要“把你们的老根统统挖出来，把你们的'威风’统统打掉，把你们的资产阶级的传家宝统统砸碎。” 老师只能对学生赔笑脸，说欢迎提意见。不仅师道尊严斯文扫地，还挨了臭骂和批判。至于到八月份“红卫兵”登上“造反有理”的舞台后，这些老师的遭遇就更惨了……。学生们每天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充其量只要带张报纸和一本《毛选》（那时候“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还没有问世）。
就是在这样既无天灾、也无战祸的年月里，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停课闹革命……。

「文革「前的中國大陸學制是小學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回顧完如上這歷史的荒誕不經，結合前面引述的聶衛平和習近平初中老師回憶內容中的關於習近平早年「學歷「的相應時段的介紹，得出的正確結論應該是：習近平並非外界媒體所挖苦的」小學畢業「甚至」小學肄業「。1965年入初中，正常情況下當然應該是1968年升入高中，但因為1966年暴發」文革「，隨之有所謂」停課鬧革命「運動開始，所以當時的習近平僅僅是按部就班地讀完了初中一年級的課程。時間段是1965年8月底或9月初至1966年6月。也就是說：在習近平日後成為一名」無比光榮的清華大學工農兵學員「之前，他的實際或者說真實的基礎學歷是初中肄業，再精確一點說就是他當年實際接受的正規教育的時段不過是完整的小學六年級再加基本完整的初中一年級，滿打滿算是七年時間。

在習近平的官頒正式簡歷中，說他是1969年1月參加工作。經歷過當年「上山下鄉」日後又回城工作，無論是直接回城工作還是通過完成「工農兵學員」的「學業」或者通過正常渠道考試入校繼而完成大學，大專或者中專及技校學業再被「分配工作「從而享受」國家幹部待遇「的人士都記得此前被從城市發配」上山下鄉「的時間或長或短，日後都會被計算工齡。所以習近平所聲稱的1969年1月參加工作，其實是他1969年1月開始了」下鄉插隊「的生活。而從1966年6月至1969年1月的這段時間裏，他習近平是否也參與過」紅色恐怖「活動，筆者不敢又妄斷，但其初中二年和初中三年的全部學習內容都是毛主席著作，也包括毛主席詩詞和毛主席語錄及人民日報社論則是肯定的。這就是為什麼他習近平在請多公開場合里一旦」引經據典「就往往出錯，而引用毛主席語錄或者毛主席詩詞時則全都是朗朗上口的原因，基礎打得好！

牆媒說法

看來，黑到一定境界，也沒辦法描紅了。

本人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農村，通訊不發達、交通閉塞，這是常態，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下，城市長什麼樣兒、城市裏有什麼、城裏人又是怎麼生活的等等這一切，農村的人們一無所知。1969年，當知青們被送到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村去"上山下鄉"的時候，鄉親們對這幫年輕人、對北京都充滿了好奇，人人都在心裏嘀咕着他們是什麼出身，北京又是什麼樣子的。

初來乍到，習近平後來說："我去的時候確實是有點漫無目的的，到了那兒以後呢，把它（梁家河）作為一個棲身之地，甚至是一個逃避之地。"於是，在這個逃避之地，習近平剛開始時不注重融入到群眾中去，甚至與鄉親們還產生過誤會。習近平說剛開始時："一切都不太習慣適應，人家看我們也不太習慣適應"，在這樣互不信任、互不了解的情況下，知青們的一舉一動都會引起鄉親們的好奇心，所以，當他們看到不解的或是沒見過的事情時，誤會自然就產生了。

在2004年的一次接受採訪中，習近平就講到了當年在梁家河的一個小誤會：有一天，習近平在整理書包時，看到書包里剩了半個麵包，由於這個麵包的時間太長了，不新鮮了，習近平就隨手把它扔給了門口的一隻狗。有鄉親看到後，問習近平那是什麼，習近平說是麵包。而"麵包"在當時對鄉親們來說，見都沒見過，更別提吃了。所以，在他們看來，"麵包"是十分稀罕的東西。也因此，當習近平拿麵包餵狗的時候，鄉親們都覺得不可思議，認為這些城裏來的年輕人實在是浪費。這件事情本是小事，是個誤會，可越傳越遠，後來，甚至整個延川縣都知道他的這件事。

然而，"拿麵包餵狗"，雖是一件小事，但是從群眾的態度和口耳相傳來看，足見剛到農村時的知青們與他們的格格不入、缺乏交流。幸而，"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當習近平再次投入到群眾中去，開始用心與群眾交流，給他們講古今中外，幹得沒日沒夜，為他們解決各種難題的時候，群眾也開始離不開習近平，喜歡上這個"有知識、點子多"的小伙子了。就這樣，慢慢地，習近平的這個小故事也就在當地群眾的心裏淡化了，誤會也就化解了。

在中國的民間語境中，將親戚稱謂用於國家領導人的例子，非常少見。毛澤東去世後有時會被稱為「毛爺爺」。而起自網絡評論和草根微博，習近平在十八大之後不到一周，就有了「習大大」這個稱呼。

「大大」之稱來自陝西省，在這個中華民族始祖發祥之地，它用來稱呼父親的兄弟。習近平老家在陝西省中部，他本人又曾在陝西省北部的黃土高原拋灑青春。

這片世界上黃土覆蓋面積最大的高原位於中國腹地，深厚的黃土層，在陝北區域可厚達150～180米。這裏氣候乾旱，植被稀疏，生態脆弱，流水侵蝕之下，地表破碎，年均向黃河瀉下十多億噸的泥沙。

從15歲到22歲，溝壑縱橫、山樑如刀削斧劈的黃土高原，見證了習近平的成人禮。

2015年2月13日，距離農曆新年還有5天，習近平帶着夫人彭麗媛重回陝西省延安市延川縣梁家河村，他特意用當地方言向鄉親們介紹：「這是我的婆姨(即妻子)。」

「近平回來了」——當地鄉親習慣這樣稱呼他。習近平自己掏錢給全村置辦了年貨，有餃子粉、大米、食用油，還有春聯、年畫，還在當年的入黨介紹人、老支書家吃了一頓陝北農家飯。

新華社通稿標題是《黃土地的兒子回家了》——22年前，正在福建工作的習近平也曾回到這裏，後來他撰文詳述青春歲月，題目就是《我是黃土地的兒子》。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動;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聲雄偉的汽笛長鳴。

北京車站高大的建築，突然一陣劇烈的抖動。

我雙眼吃驚地望着窗外，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

詩人食指的詩句，描述的正是1968年末至1969年初北京知識青年啟程下鄉的情景。15歲的習近平，就在其中一列開往陝北的火車上。

「文化大革命」中由毛澤東號召的「上山下鄉運動」，讓本應在學校中接受教育的近1700萬城市青年走向偏遠鄉村，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因此遷移，幾乎所有城市居民家庭都被波及。

1968年至1969年的大規模下鄉，目的之一是為了結束失控的紅衛兵運動，同時緩解城市就業壓力。但這些連中學課程都滿目空白的「知識青年」，卻錯失了受教育的機會。

不過，在1969年1月這個隆冬，對於15歲的習近平來說，離開他的出生地北京，卻像是一次「勝利大逃亡」。

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後，他跟隨母親住在中央黨校，「因我有一股倔勁，不甘受欺負，得罪了造反派」，被作為「黑幫」家屬揪了出來。「他們說，槍斃夠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沒什麼區別，都一百次了還怕什麼?」

前同事

信息

採訪對象：陶海粟，1969年從北京清華附中到陝西省延川縣段家圪塔大隊插隊，1971年被招聘為幹部，曾先後任縣團委書記和公社書記。1978年2月考入北京大學，畢業後曾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現為摩科瑞能源集團亞洲區執行董事兼中國公司董事。

採訪日期：2017年2月8日

採訪地點：中央黨校電視台演播室

創象照片

中間的兩個是習近平和陶海粟。據陶海粟回憶，這張照片是1973年在延川縣革委會二排的那道矮牆前拍的。左一是雷平生，現為北京協和醫院藥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導師；右一是雷榕生，現為國家行政學院信息技術部副主任，他倆是親兄弟，是前總參作戰部長雷英夫的兒子，他們和習近平都是八一學校的同學，在梁家河插隊時同住一個窯洞。那年，三人一塊進城辦事，留下了這張照片。

正文

採訪組：您是在延川縣插隊的北京知青，請問您和習近平是什麼時候相識的？

陶海粟：我是1971年從插隊的村里被招聘為縣上幹部的。記得是1972年，我作為縣上派駐文安驛公社上文安驛大隊的工作隊隊員，參加了八九個月的路線教育工作。其間，聽人說這個公社梁家河大隊的北京知青里，有習仲勛的兒子，還有雷英夫的兩個兒子，表現都不錯。這引起我的興趣，因為他們的父輩都是傳奇式的人物，我挺想結識一下他們的。

雖然當時他們都頂着「黑幫子弟」的帽子，但我不在乎，因為我根本不相信習仲勛和雷英夫這樣的人會是「反黨分子」。上山下鄉前，清華附中和清華大學都處於「文化大革命」的漩渦中心，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城頭變幻大王旗」的事見得太多了。有一次我們參加在工人體育場舉行的批判大會，江青在台上講話時惡狠狠地說：「余秋里是賀龍的人」，當時賀龍已經因為「反黨」被打倒，而那天余秋里就坐在離江青隔幾個座位的主席台上（余當時是參與中央領導工作的）。這讓我哭笑不得，覺得他們動輒給人戴帽子簡直像兒戲一樣，所以我對他們那些「反黨」帽子也就不當回事了。

有一天我抽出時間，自己到梁家河登門拜訪了他們。在梁家河村一間黑咕隆咚的破窯洞裏，他們三個正好都在。當時，梁家河的十幾個知青，大部分都已經當兵或招工走了，另有幾個沒走的也待在北京不來，只有習近平和雷氏兄弟還在村里。我進了窯洞，第一眼就看見炕上、窗台上、箱子上，到處都堆着一摞一摞的書。聊天過程中，我隨手拿起一摞書最上面的一本《共產黨宣言》打開翻了翻，只見裏面幾乎每頁邊空上都密密麻麻地用娟秀的字體寫着批註，扉頁上有「雷英夫」的簽名。當時我暗自稱奇，心想「共產黨的幹部里還有這麼認真讀書的？！」有這樣的幹部，他們孩子們的窯洞裏到處堆着書自有其道理了。

採訪組：當時他們給您的印象是什麼？

陶海粟：他們三個人給我的最初印象是都很誠懇實在。習近平當時只有十八歲，比雷氏兄弟倆分別小四歲和兩歲，但他看起來很穩重，講起話來有自己的定見，不輕易附和別人，又不咋呼張揚。我認識近平的時候，他已經走出了剛下鄉時曾有過的一段迷茫徘徊階段，心態比較穩定了。

從那以後，儘管交通和電話都很不方便，我和他們還是儘可能保持着聯繫。有機會時，我會到梁家河看他們，他們到縣裏辦事，也會到我的辦公室來看我。那時業餘生活非常貧乏，我和他們幾個在一起，基本就是海闊天空地聊天。我記得聊得比較多的話題有這麼幾個：一是聽他們講他們父輩的故事。例如有一次，習近平對我們講起解放初期他父親在西北地區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故事。他父親當時力克「左」的傾向，反對照搬內地的經驗，對西北少數民族上層人物採取了實力和安撫相結合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毛澤東贊為比諸葛亮七擒孟獲還高明。這類故事，由於他父親當時的處境，社會上是根本聽不到的，所以我聽起來覺得很新鮮。習近平在講起這些的時候，我可以感受到他對父親深深的愛戴之情。

二是交流互換「小道消息」。我們幾個人都對政治有着濃厚興趣，而當時國家的政治生活極不正常，報刊廣播上宣傳的東西人們普遍不感興趣，「小道消息」成了人們獲取真實信息的重要渠道。由於他們幾個的家庭背景和社會關係，他們的「小道消息」資源比我要豐富得多，所以在這方面我是聽多講少。那時的「小道消息」中，議論江青、譏諷「四人幫」的很多。他們幾個對國家當時的政治現狀是不滿意的，雖然由於家庭的關係，我認識他們的時候，他們還都入不了黨，但我多次聽他們表達了這樣的意思：不能光停留於議論抱怨，要爭取入黨，在黨內發揮驅濁除弊、改造時勢的積極作用。

三是交流各自讀的雜書的心得。這方面的很多細節記不清了，但記得有一次我們談到都在讀的《世界通史》時，議論到歐洲中世紀的歷史人物，雷平生眉飛色舞地大談「錘子阿炳」這個人物，那個場景至今記憶猶新。還有一次，我們談到中外一些歷史人物在困境中個人奮鬥的故事，分別後習近平還專門給我寫了一封信，繼續談論這個題目，並在信中引用了《詩經》中的句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我覺得，那個時候我之所以願意接近他們，並保持了長久的相互信任和友誼，是因為我們存在一些共同點，有很多共同語言。

第一個共同點是，比起北京，陝北農村給我們提供了政治上相對寬鬆、能夠發揮個人潛力的天地。說實話，我們幾個誰也不是懷抱「防修反修」、把自己鍛煉成紅色接班人的崇高理想去農村插隊的，而是身不由己，沒有其他路可走。習近平和雷氏兄弟的父輩都是黨內殘酷鬥爭的犧牲品，當時都被關在監獄裏。去延川之前，習近平已確定要被送到少管所，只是因為當時少管所人滿為患，讓他先等着；雷榕生當時正在「黑幫子弟學習班」里關着，喪失了人身自由。對他們的家庭和他們自己來說，北京的環境可以說是「風刀霜劍嚴相逼」，去陝北實際上是某種程度的解脫。我在北京時的境況沒有他們那麼艱難，當時我父親是軍事院校的教員，但不是黨員，祖輩又是地主，所以也受到了各種各樣的冷遇，心情不愉快。上山下鄉前，有一個招兵機會，我想報名參軍，當時駐我們班的工宣隊的人當着好多同學的面挖苦我：「還想參軍呢？也不看看自己什麼出身！」另外還有十幾個北京工廠的招工名額，但都被出身好的同學佔據了，我們班的幹部子弟沒有一個下鄉插隊的。所以給我留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去農村了。到了陝北以後，我們都感受到，那些解放三十多年了仍然稱自己為「受苦人」的淳樸的陝北老百姓，卻對我們張開了臂膀，敞開了心扉。在他們眼裏，評價一個知青，幹活好壞遠比出身好壞更重要。而且經濟文化極端落後，任何一點兒簡單的知識，比如知道氮磷鉀的區別，都能派上用場。因此，雖然在那裏過着近乎原始的艱苦生活，可我們卻感覺來到了一個新鮮的、前景上有着更多可能性的天地。

第二個共同點是，我們都不甘於平淡生活，覺得人活一世，總要干點兒什麼，做一番事業。這種想法，當然和那時革命英雄主義的教育和薰陶不無關係，但更是由於讀書學習，嚮往歷史上那些建功立業的人物的多彩人生，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士人們那些「修齊治平」「先憂後樂」精神的認同。

第三個共同點是，我們有這樣一個共識，就是：志當存高遠，但要從身邊的小事做起。「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當時很現實的一個問題是上大學。我們幾個都沒有完成中學的學業，因此都夢寐以求地希望能上大學，用現代知識充實自己的精神和頭腦。上大學這件事，當時是超出我們自己的掌控的。1972年時曾有大學來招生，當時雖然名義上實行群眾推薦制，但梁家河有一個知青被招走了，村里領導和習近平他們卻根本不知情，直到那個知青臨走才知道。後來才聽說，那個知青的父親是北京教育系統的一名負責人，那次給梁家河的招生名額是「戴帽下達」的。我也是幾次申請上大學，但因為當了幹部，縣裏不放。對這個事情，我們的態度是：我們內心深處都是想走的，並沒有把「紮根農村一輩子」當作掛在嘴上的口號；如果因為各種客觀原因走不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也不應該消沉應付，而是應該把身邊的事情儘量做好。基於這樣的想法，他們幾個先後上大學前，都在隊裏踏踏實實幹活、工作，都入了黨。雷榕生做了大隊的團支部書記，雷平生做了大隊革委會副主任，習近平做了大隊的黨支部書記。

採訪組：您為什麼推薦習近平到趙家河搞社教工作？

陶海粟：其實選調習近平去趙家河搞社教工作，已經不是我第一次推薦他當幹部了。1973年初，我是團縣委副書記，當時縣團委需要補充幹部，我就向團縣委書記劉雲清推薦過習近平。劉雲清說：「可不敢！（陝北方言，意為「可不能這樣做！」）你是個地主，我是個上中農，你再弄個黑幫子弟來，那還了得！」這裏要說明一下，當時農村很講階級成分，每個人的「成分」都是由過去土改時劃定的家庭成分沿襲下來的，所以即便父輩沒有務過農，但祖輩的成分就是我們自己的成分。延川縣委能用我這樣成分的人當縣團委副書記，已經是很有魄力了，如果縣團委幹部的家庭成分全都不好，在當時政治環境中確實不好辦，所以我對我們書記的顧慮也很理解。

1973年下半年，我當了縣團委書記。幾個月之後，延川縣委開始醞釀籌備，計劃繼1972年對部分大隊進行社會主義路線教育活動之後，在來年開展第二批活動，抽調縣社幹部組成工作隊，在縣委統一指揮下，到另一批大隊去蹲點整頓。當時的馮家坪公社趙家河大隊，是縣委安排的第二批預定進駐的大隊之一。因為趙家河原來就是我們縣團委蹲點的大隊，所以縣裏讓我們組成一個工作隊進駐趙家河。我被任命為隊長，還需要一個隊員，這個隊員可以是脫產幹部，也可以是不脫產幹部。這時我又想到了習近平，就和他商量，由我們兩個組成一個工作隊，進駐趙家河大隊開展工作。習近平說：「我還是團員，不是黨員。」我跟他說：「沒關係，縣上並沒要求每個工作隊員都是黨員。」他又很實在地說：「我之前沒有這方面的工作經驗。」我說：「沒問題，我是隊長，出了什麼問題自然由我負責。你放手干就是，幹得好算你的，干不好算我的。」

我當時之所以推薦他有兩個因素。第一是從工作方面考慮，我們需要得力的人手把分配給縣團委的整頓大隊工作搞得好一些，我了解習近平的為人和見識，相信他能勝任。第二是從他個人方面考慮，我非常想給他創造一個「錐處囊中」的機會。因為創造條件使他發揮才幹，才能讓縣社幹部更多了解他，以後被推薦上大學或是當幹部，機會都會更大些。

到趙家河搞社教的事情定下來以後，經過縣上和公社必要的會議和培訓，1974年春節過後，各個工作隊就開始進駐各自的大隊了。我當時因為縣上還有些工作脫不開身，習近平就隻身先去了趙家河，那個時候他是二十歲。我過了幾天才去。

採訪組：從您的角度來看，他在趙家河幹得怎麼樣？

陶海粟：曹谷溪在他的訪談中已講過習近平在趙家河修廁所的故事，這確有其事。習近平曾說過知青在農村要過四關，我看廁所關可以作為第五關。趙家河大隊公窯外面的廁所，過去非常簡陋，又髒又臭，難有下腳之地。我比習近平晚幾天到趙家河，一到大隊部外就看見他正在修那個廁所。我當時還覺得有些慚愧，因為我之前經常來村里住這孔公窯，卻從沒想到要把廁所修一下。

那天晚上，我和習近平就在大隊的公窯里，召集隊裏的幹部、社員開會。那是我頭一次聽到他以幹部身份給群眾講話，他講得很有條理。雖然那個時代口號滿天飛，但他講得實實在在，沒有什麼虛頭巴腦的東西，特別是還講着一口比我地道的陝北話，使我感到他挺善於跟群眾溝通的。那個時候，我就覺得他在這裏整隊，我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因為我還有全縣團的工作要招呼，所以不能天天在村里，只能過一段時間來一次。就這樣，趙家河大隊歷時七八個月的社教、整頓工作，實際上習近平承擔了主要部分，而且我在當年六月就被調到張家河公社去當黨委書記了，習近平獨自一人做完了其後的全部工作，直到收尾驗收（當然還是在縣委和馮家坪公社黨委的指導下，重大事情還是要公社批准的）。馮家坪公社對趙家河的整隊工作很滿意，結束後要留習近平在那裏繼續工作，但他插隊所在的文安驛公社不同意，把他要了回去，擔任了梁家河大隊的支部書記。

習近平在趙家河帶領群眾辦識字夜校、打壩以及他和群眾的密切關係等等，你們採訪的趙家河村民已經說得很多了，我就不再重複，這裏我想補充一下另一方面的事情。那時「文革」正處於「批林批孔」的高潮時期，當時所謂的「社會主義路線教育」，就是要以階級鬥爭為綱，推行所謂的「大批促大干」「堵不住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但我和習近平在趙家河期間，看來看去實在看不到什麼「階級敵人」，也看不到什麼「資本主義傾向」，所以包括我們共同工作期間和此後習近平獨立負責期間，我們沒有開過一次批判會，也沒有鬥爭過任何人。當時農村各個地方通行的做法是，即便沒有明顯的「階級鬥爭」跡象，但只要某個時候需要營造鬥爭氣氛了，就會把村里地主富農成分的人拉出來揉搓一遍，這些人永遠是一些人搞「階級鬥爭」的現成靶子。趙家河雖然也有過去的富農，但歲數都很大了，而且都是老老實實幹活的人，我和習近平覺得無故欺負人家是沒有道理的，所以我們從來沒有找過他們的麻煩。

那一年，按上面的說法，最大的階級鬥爭任務就是「批林批孔」。可是老百姓對那些「抑孔尊法」「抓現代大儒」之類的東西，說實話根本弄不明白，也不感興趣，他們最關心的還是多打糧食，吃飽肚子。幸虧當時還有另一句大口號是「抓革命，促生產」，所以我和習近平在隊裏的工作，對「批林批孔」之類的不過是支應一下，主要精力還是花在了「促生產」上。

我現在仍然記得一件事。有一次我和習近平，還有趙家河的幹部及部分社員，到公社所在地參加一個全社規模的批判大會，鄰近一個生產大隊的社教工作隊送去的批判對象是幾個隊幹部，他們的罪名是「不重視婦女工作」。大會上，他們幾個低着頭站在台上接受批判。當時我和習近平都感到很不理解，我們倆議論說，不重視婦女工作，充其量也只是人民內部矛盾，用得着採取這樣的辦法整人家嗎？我當時和習近平說：「我真想上台去把他們的批判會沖了！」習近平跟我說：「不要不要。」當然我也只是說說氣話而已。

習近平在趙家河期間還碰到過這麼一件事，差點兒把他自己搞成了階級鬥爭的對象。那是他熟悉的一個文安驛公社幹部有事到馮家坪公社來，見到了習近平。習近平托他回文安驛時把一封信捎給雷平生。沒想到這個幹部私自拆了信，見到裏面有議論江青的內容，威脅要告發。這有可能引起非常嚴重的後果。因為在知青內部的圈子裏，議論譏諷江青其實是家常便飯，誰也不會當回事，但是地方上的幹部對上層的鬥爭沒有多少概念，也沒有接觸這方面信息的渠道，所以會把這種事當成反對「文革」、反對黨中央的了不得的大事來看待。後來通過共同朋友在中間做工作，給那個幹部送了兩件在當時比較稀罕的軍大衣才算把事件平息了。這也算是習近平在年輕時代經歷的一次驚險的「淮陰之辱」吧。

習近平從趙家河回到梁家河時，雷氏兄弟都已經先後上大學走了，他成了村里唯一的北京知青。但在支部書記的崗位上，他的生活更忙碌、更充實。1975年在梁家河開沼氣現場會時，我也隨各公社、大隊的負責人去參加了。看了他在村里搞的沼氣，確實有模有樣。我根據自己的經驗知道，沼氣這個事是很難搞的，因為那時燃料稀缺，做沼氣所需要的秸稈之類大都被做飯取暖燒掉了；當地土質疏鬆，群眾又買不起水泥，滲漏問題也很難解決。在其它公社（包括我當書記的公社）推廣沼氣的阻力很大，大多是敷衍應付，虎頭蛇尾。而他們村里辦的沼氣還真的把一些農戶家的燈點亮了。可見習近平在這上面付出了很多心血。

習近平對於他在趙家河整隊的這段經歷是很珍視的。我1992年去福州看他和2008年在北京見他時，都是先和他的秘書聊天等待，這兩任秘書都對我說，領導跟他們說起過，在延川趙家河參加整隊工作，是他走入政界的第一步。2009年，到延川插隊四十周年之際，我回訪了趙家河，給我們當年住過的窯洞及現在的村貌、當年一起栽種現已成林的樹木、村里老鄉等等照了一些照片。回京後我通過習近平的秘書告訴他，想把照片及當地的一些土特產送給他，他答覆說：「照片送來吧，土特產就不必了。」2012年他請幾個清華的同學和我一起吃飯時，很帶感情地向他的大學同學講述了在趙家河工作的前前後後，還開玩笑地說：「我當時是個團員，整隊結束時卻把一個三八年入黨的老支書換下來，讓一個年輕人上了。」

採訪組：請您講一講習近平被清華大學錄取前後的事情。

陶海粟：1975年大學招生，習近平填報志願的時候，三個志願填的都是清華大學。當時因為他上大學的事，在推薦過程中經歷了很多曲折，這方面其他人已經講的不少了。但推薦上去是一回事，後面還有關口，到底能不能上還是未知之數，誰也不能給他打保票。在這種抉擇的當口，他做出三個志願都填清華的選擇，表現了獨特的性格和自我人生設計上的理念。他這麼做，加大了能不能上大學的不確定性，但他之所以有這樣的底氣，就是因為上不了大學在農村繼續幹下去，對他來說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他不像很多人那樣，把待在農村看得淒悽慘慘戚戚，能有離開機會就謝天謝地了，哪裏還顧得上挑挑揀揀呢。經過七年的磨練，他在這裏已經有情似親人、貼心知己的父老兄弟，已經有殫精竭慮、日思夜想的干不完的事情，即便走不了又有什麼呢？在他被批准上大學、梁家河鄉親們依依不捨他離開時，他甚至跟鄉親們說出過「要不然我不走了，繼續留下來干」的話，我相信那是肺腑之言。

習近平臨走之前，我正好在縣上開會，和他在縣委招待所里話了別，我送給他一個筆記本，出了門目送他穿着洗得發白的舊軍裝遠去的身影，心裏有一絲悵惘，但更多的是為他走上了人生的新階段而高興。不管等待着他的前路是什麼，我相信他是做好了準備的。

採訪組：他上大學時你們有聯繫嗎？

陶海粟：1977年冬天，我參加了恢復高考後的大學第一次招生考試，被北京大學經濟系錄取。第二年春天，我到北大入校後，不久就去清華大學找習近平。他把我帶到學校附近五道口一個飯館吃飯聊天。當時國家正處在「撥亂反正」的關鍵時期，剛剛開過的黨的十一大正式宣佈了「文革」的結束，但仍然堅持了「文革」中形成的某些錯誤的方針政策。我們倆那天的長談中，基本上都是在談論國家正在發生的各種大事情，也談到了他畢業後的去向問題。他明確表示，他不準備做和化工專業相關的技術性工作，還是要進入政界，繼續在陝北農村就早已立下的志向，做一些更能影響老百姓命運的大事情。

習近平在清華的同班同學、畢業後曾擔任過陝西渭南市長的仵西居，在2012年那次和習近平一起吃飯時和我相識，此後我們來往很多。他曾經和我說起過習近平和他同學時的一些事情。他們一開始是在一個大班，後來大班分成兩個小班，習近平任其中一個小班的黨支部宣傳委員，他是組織委員。他說習近平在清華時的生活特別簡樸，同學三年多，他從來沒見習近平穿過新衣服，使他感到很驚奇，因為仵西居自己是從農村來的，有時還會穿新衣服。他還說，習近平在學校時，在專業之外廣泛閱讀政治經濟類書籍。那時候，仵西居從家裏帶到學校一本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近平見到後就跟他借閱，後來仵西居就把這本書送給他了。他還特別講到，習近平在政治上也非常穩重成熟。當時，清華大學處在政治鬥爭的漩渦中心，「四人幫」對清華管控很嚴。1976年發生的紀念周恩來總理、聲討「四人幫」的「四五運動」期間，他們班裏有好幾個北京同學也參與其中，傳抄了天安門詩詞。習近平在北京同學裏面威望是很高的，他給那幾個同學做了很多工作，同情支持他們的觀點，但提醒他們要注意策略，注意保護自己。仵西居是這次事件之後負責清查工作的，正是由於習近平配合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那幾個同學得到很好的保護，都沒有受到傷害，順利過關了。這次事件以後，「四人幫」就開始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新一輪折騰。當時清華各級都成立寫作組，有組織地寫作批鄧文章，仵西居詢問習近平的意思，習近平當即就以自己不善寫作為藉口，拒絕參加。

採訪組：習近平擔任耿飈的秘書一段時間以後，他決定到正定工作。您了解他當時為什麼要去基層嗎？

陶海粟：1982年初，我快從北大畢業的時候。一天，習近平打電話把我叫到他家裏。他跟我說，他決定要下基層、回農村去工作。他還說，他向耿飈談自己的打算時，耿飈曾經挽留他說，下基層鍛煉是好事，也可以到野戰軍去嘛。但他還是堅持要到地方上去。習近平跟我說，他之所以要下到農村地區去做基層工作，主要是出於兩個考慮。一是國家已經步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在地方上會比在軍隊裏接觸的事物更全面，更接近民生民情，對自己的全面鍛煉更有利。二是他自己在陝北幹了七年，知識和工作經驗最豐富的積累，還是從農村來的，而且農村目前正處在改革的前沿，還是到農村去才更能發揮他的優勢。

說了這些想法之後，他還說了幾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說：「這次下去，幹得好，將來成就一番大事業，幹得不好，就在下面給老百姓做些實事，也沒什麼。」聽他說這番話，我很感動，但一點兒也不覺得意外。選擇從政道路的人誰都明白，雖然都希望在這條路上能不斷進步，逐漸承擔更多的責任，開創更大的事業，但能否如願不光取決於自己的努力，還有各種外在的環境因素和機遇因素制約，這是一條充滿不確定性的路。當時由於十年動亂對幹部隊伍和大學教育的摧殘，幹部隊伍青黃不接，有一批高幹子弟通過特殊途徑得到快速提拔，被稱為火箭式的幹部，比起下基層，這似乎是一條不確定性較小、快速佔據制高點的路。但習近平不願意走捷徑，他覺得自己雖然做過大隊支部書記，但積累的到底是最基層的工作經驗，歷練和視野還不夠全面，從縣一級起步會打下更堅實的基礎。雖然這樣做，前面的路不確定性很大，但這裏又一次顯示了習近平在人生道路抉擇和自我設計上的不同常人之處，因為不管從政道路的前景如何，在基層為群眾做實事的權利總是不會被剝奪的。只要有這一條墊底，而且為群眾做事又是自己的樂事，那麼個人前程的不確定性也就算不了什麼了。

我看他下去的決心已定，就對他說：「那好啊，你既然已經決定要下去，我給你帶一個人來，給你介紹一下農村改革的情況。」我說的這個人是我在北大的同班同學鄧英淘，他當時是農村發展研究組的成員，這個研究組主要由在農村插過隊的在校大學生組成，他們已經在全國各地農村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給中央提出過很多好的建議。習近平同意後，第二天我就和鄧英淘從學校騎自行車又到了習近平家裏。那天，鄧英淘跟習近平談得很投機，給他分析了農村改革的形勢，提了很多建議，習近平聽了覺得很有幫助。三十年之後，2012年習近平和我見面時，還跟我提起這件事。當時鄧英淘剛剛去世，習近平表達了惋惜之情，並告訴我，他還讀過鄧英淘寫的書。

習近平去正定後不久，我也從北大畢業了，被分配到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理論組工作。幾個月後，我記得是夏秋之際，習近平有一次從正定回北京辦事，又把我叫到他家裏去，和我聊他在正定工作的情況。當時我看他情緒很好，談起正定的各種事情帶着一種興奮的語調。雖然去的時間還不算長，但他已經對推進正定的經濟文化建設形成了很多設想，其中之一是在正定建一座榮國府，那次回京就和推動這個事情有關。

1992年我去福州看習近平時，他和我說起過他在正定任職時的一件事。那是在他擔任了正定縣委書記之後，有一次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邀請了三個縣委書記去他那裏座談，這三個書記都是從北京下到農村工作的年輕幹部。會上三個人分別匯報了所在縣經濟改革的情況和各自對農村工作的看法。會後當天晚上，有熟人就打電話告訴習近平，老杜聽了三個縣委書記的匯報後說：「還是小習講得最實在。」我聽了這個事一點兒也不感到意外，因為在陝北農村共事時我就知道，習近平做事總是沉穩務實的，他不喜歡「三把火」「三板斧」式的工作方法，而是講究吃透實際情況，循序漸進。

2012年時，他在飯桌上還和我們說起，當時有一個外縣的縣委領導帶代表團到正定來交流改革經驗，所有團員都是西裝革履，並且在和正定的幹部交流時鼓動正定幹部也應該都穿西服。習近平沒有接受這樣的建議，因為他雖然不反對穿西服，但這終究是表面的東西，沒有必要把這作為改革的措施來強求一律。他還說起與此相關的一件趣事，他剛到正定的時候是縣委副書記，書記是個工作經驗非常豐富的老幹部，習近平對他很尊重。習近平那時經常穿一件軍大衣，戴一頂鴨舌帽，有一次老書記請他到家裏，坐在炕頭上喝酒，老書記說：「你哪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個帽子……」習近平聽了後，覺得這不是大原則問題，就欣然聽從了老書記的建議，不再戴那頂帽子了。

我的一個朋友呂日周當時是山西原平縣委書記，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時曾到正定搞過調研。他最近告訴我，他當年到正定調研時接觸到的幹部群眾，普遍對習近平給以很高評價，有的年紀大的農民說，近平是我們農民的兒子；年輕人則說，近平待我們就像兄弟一樣。呂日周跟習近平在正定談了很多，他說習近平當時曾跟他說：「我們讀了很多書，但書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眾結合，才能把水分蒸發掉，得到真正的知識。」呂日周至今對這幾句話印象深刻。

今天就先談這些吧。最後我想說幾句的是，我和習近平的友誼雖然延續了幾十年，但近距離接觸到的只是他人生道路上很少的一些片段而已，不過就從這些不多的片段中，我確實感受到，為群眾做實事是他始終不渝的信念。對於習近平來說，這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也不是什麼被灌輸的教導，而是早在陝北七年裏，在和那些「面朝黃土背朝天」、掙扎着生存的普通老百姓牽手共度時艱中，就油然而生的、鑄入血液中的信念。對他來說，這不是自己升遷業績的籌碼，而是沒有其他任何興趣能夠替代的人生樂事。毋庸諱言，習近平在陝北的七年正處於我們國家一個特殊的時期，一個黑白顛倒、美醜錯亂的時期。但是，在延川這個全國貧困縣的貧瘠土地上，卻在同時期中走出了習近平、孫立哲、路遙、史鐵生等一批不甘平庸的青年，這並不是「文革」的成果，不是極左路線和烏托邦理論的成果。中國自古以來，不管是在盛世還是衰世，不管環境多麼荒謬，總是有懸壺濟世的良醫出現，總是有「邑有流亡愧俸錢」的良吏出現，這是我們的民族能夠生息綿延的脊樑所在。我們現在回憶這些青年人當年的腳步，不是歌頌什麼虛幻的口號和運動，而是認可那些在艱難困苦之中仍然頑強地尋找和實現人生的意義、「男兒當自強」的精神。

2008年我在北京和習近平見面的時候曾對他說：「我跟你認識這麼多年，我想把我知道的關於你的故事寫一寫。」他當時笑着對我說：「我還不到蓋棺定論的時候。」他的話我完全能夠理解。習近平行事低調，從不願意過多宣傳自己，他在福建接受記者採訪時曾說過此前已經拒絕過大概上百次採訪。加之現在他肩負重擔日理萬機，講他的故事這樣的事確實算不上什麼急務。不過我覺得，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讓老百姓更多更深入地了解我們的領導人，不僅看到他們在台上作大報告的樣子，也知道一點兒他們的甜酸苦辣和內心世界，也應該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題中之意。所以，我覺得中央黨校做這個系列採訪實錄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