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有意迴避老父生前的反左歷史》

主條目： 習近平

作者

高新

正文

當今中共元首習近平之父習仲勛的百年冥壽結束之後，筆者發現這次對習仲勛的所有宣傳內容中對他當年的反左事跡基本上是完全迴避。還記得十年前江澤民與胡錦濤進行權力交接的時間前後，當時的中共官方媒體對剛剛去世不久的習仲勛也有過一段持續時間不長的小規模的宣傳熱，由官方組織撰寫並公開發表的紀念文章評價縱觀習仲勛同志革命生涯，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條鮮明的紅線——一貫堅持實事求是反對極左，是他一生信守的原則。據說，這是習近平元首之母齊心對中共官方評價習仲勛所有內容中，最為滿意的一句。而當時中共官方之所以能夠大膽地給了習仲勛這樣一句評價，也是因為習仲勛去世的時候，當年與是他反左之對立面的鄧小平和王震等人早已做古。

習近平的胞弟在接受央視記者採訪時很為自己父親「從沒有整過人」而留下一個好名聲而自豪，但事實上習仲勛之所以能夠在黨內黨外都留下了一個好名聲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但凡在自己能夠說了算的時候，都是堅持反左的。歷史上的習仲勛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中共建政主政西北局時期，反對極左路線是他一以貫之的主張。而恰恰也就是因為他一貫反左，事實上在中共建政之初就直接和間接地與王震、鄧力群以及鄧小平結了梁子。

當年在中共完全控制了除新疆之外的全部西北地區後，習仲勛曾作了一個「關中新區工作方向」的講話，他認為衣村人民的主要敵人，不是一般地主、富衣，而是「互相結合的惡霸、特務、土匪組成的衣村中最主要的反革命殘餘勢力」。他提出：「對於毛主席的《湖南衣民運動考察》報告，要領會其精神，……但不能抄襲那一時候的一切鬥爭方式」。 1951 年 8 月 22 日 ，他在關於甘肅土改的講話中又說：「放手是放正確之手……不能放錯誤之手，亂打人，亂鬥爭，亂沒收，降低或提高成份等，這些都是錯誤的。」在當時的那種政治氣氛里，能夠要求自己的屬下不效法毛澤東的湖南衣民運動考查報告中的殘酷鬥爭方式，應該說是非常難得了。

接下來，在所謂「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毛澤東親手下令，定下了千分之一的殺人比例。習仲勛在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請示報告中說：西北地區有民族和宗教問題，應該更加寬大，建議在西北把鎮反方針修改為「寬大與必要的鎮壓相結合」，建議將殺人指標減少一半，減為占總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五。毛澤東批准了習仲勛的請示報告。後來，在實際執行中，西北地區的殺人數字在千分之零點四左右。這就是說：西北比全國其他地區少殺了 60% 的人。

當時在西北局一次會議上，有人提出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四川已經把保長以上的敵偽人員都殺了，而我們西北對保長一級的基本上都沒有殺，但習仲勛並沒有向鄧小平領導的四川省看齊。所以，日後鄧小平擔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時，看到下面整理出來的習仲勛在土改運動中與他鄧小平截然相反的寬容政策，以及不願意向他鄧小平當年領導的西南地區看齊的內容，自然會同意把習仲勛的罪狀里再多加一條一貫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內容。

當然，所謂的鎮壓反革命本身就是中共政權在其執政史上犯下的最大的惡行之一，但是，相比於鄧小平等當年主政其他大區的中共領導人，習仲勛確實是相對寬容的一個。當時發生在甘肅的一起回民暴動事件，也是因為習仲勛的力主才令毛澤東同意不採取直接派軍隊鎮壓的手段。

1952年5月4日，習仲勛在《關於西北地區土改和統一戰線、民族工作的報告》中提出：「在民族團結的基礎上去進行改革。」他提出具有獨創性的政策是：除了「通過當地民族大多數群眾自覺」和由「本族群眾為主去做」以外，「首先爭取各民族上層人士和宗教上層人士的同意和贊助。」他要求用「改得和平些」和其他必要的妥協，去換取民族、宗教上層人士的贊助。他還規定了幾條政策界限，「游牧區不宣傳土改，也不提反惡霸、不清算；半衣半牧區暫不土改；嚴格保護畜牧業，牧畜一律不動；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動；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暫時一律不動；必須排出各民族、各教派頭人名單，堅決保護必須保護的人過關。」

但是，當時是王震擔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書記，鄧力群是常委兼宣傳部長。他們在新疆的剿匪、平叛、土改、鎮反中「左」得出奇。

1951年4月13日，習仲勛主持的中共西北局給王震發了一個電報，要求說，不要在軍隊和機關中檢舉反革命分子；鎮反對象中不提「大回族主義」。當時，習仲勛不贊成在軍隊和機關中檢舉「反革命分子」，因為新疆的國民黨政府和軍隊都是和平起義的，如果在軍隊和機關中檢舉「反革命分子」，會傷害許多起義人員。

就在王震正在推敲公然對抗習仲勛的指示之利弊得失的時候，鄧力群提出了「變封建的畜牧經濟為人民的畜牧經濟」的主張，並給王震出了在《新疆日報》上刊載習仲勛講話時用打省略號的方式把關鍵的反左內容全部刪除的主意。

繼而王震和鄧力群的對衣牧主大搞清算，對當地宗教首領大搞鎮反的瘋狂行為在新疆地區搞得怨聲載道，中共中央西北局發現問題後，習仲勛立即要求新疆分局停止牧區「鎮反」。以王震為首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卻認為牧區「鎮反」理由充分，西北局不了解新疆的實際情況。「官司」打到毛澤東那裡，毛澤東顧慮到新疆搞得太恐怖可能會導致西藏地區宗教領袖們對共產黨政權的高度警惕，這才安排習仲勛親自前往新疆指導工作，隨即也撤換了王震和鄧力群在新疆的職務。因此，王震和鄧力群對習仲勛始終耿耿於懷，到八十年代習仲勛進入中央書記處之後，這圍繞在鄧小平身邊的兩個人一武一文，成了中共政權里著名的左王，習仲勛此時的政治處境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七八年初習仲勛被同意「有限度復出工作」，雖然他五十年代即已經是國務院副總理，中共八大前的黨內政治地位至少是和當時的鄧小平平起平坐，但在鄧小平當選主席的第五屆全國政協會議上他只被鄧小平同意安排了一個當時還只被內部規定享受副省部級待遇的常委，二十多個副主席的名額都輪不到他習仲勛頭上。好在當時的葉劍英及時生發了讓習仲勛主政他葉劍英自己家鄉的設想，這才令習仲勛「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接下來的故事是，鄧小平雖然同意了葉劍英和胡耀邦關於重用習仲勛的建議，但也要求習仲勛必須以承認五十年代初曾經「錯整王震同志」為前提，求職心切的習仲勛於是便違心地承認了當時導致王震被撤消新疆分局領導職務的原因是他持毛澤東令箭到烏魯木齊後主持召開的黨內高層會議以及在北京召開的相關會議上對王震的批評違背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新疆工作「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但是嚴重的」這一客觀公正的評價，把工作中局部的問題誇大為全面的、系統的錯誤，而且對王震處理不公正，由原來擬調動工作改為撤職......嚴重挫傷了各級幹部的積極性，給後一段的新疆工作帶來了消極的影響。

習仲勛表態「承認錯誤」之後，鄧小平隨即下令由中央於1979年3月中旬正式發文，通告中共中央已經對當年由習仲勛主持的中共新疆分局二屆黨代會的「問題」作了糾正，指出：……會議對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實際的，中央當時撤銷王震同志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書記、軍區政委及財委主任，是不公正的。

如今，習仲勛但凡在天有靈，一方面肯定會為自己的百歲冥壽竟會有如此隆重喜極而泣，一方面應該也會為自己生前最為得意的反左歷史居然會被自己的兒子下令「不強調、不渲染」而鬱悶不已。